2015年11月5日清晨，我在上班途中突然接到太太的电话，电话里她急促地跟我说：沈先生去世了。虽然之前已得知恩师在北京306医院ICU病房接受抢救已近一月，但在听闻噩耗的那一刹那，我还是不愿意相信。而那些在我脑海中回放过无数遍的昔时亲沐教泽的场景，再次在我脑海中一帧帧掠过，这些年它们在异国他乡曾带给我无尽的激励和慰藉，而此刻却叫我沉浸在深深的伤逝之中……我第一次聆听先生教诲是1981年，在山东东营，那时我在华东石油学院读本科，先生是主管科研的系主任。毕业前的最后一个秋天，他来为我们炼制系1977级本科毕业设计做动员讲解。记得那天沈先生头发梳理得很整齐，戴着一副普通的黑框眼镜，一点儿都没有我想象中大牌学者倨傲的派头，他谦和沉静，讲话时语调舒缓，带江南口音，只是嗓音有些沙哑，吸烟吸多了的那种。当时我感觉自己在很远的地方仰视着这位大名鼎鼎的化工专家，没想到日后真能有幸师前承教。
1983年我考取沈先生的分离工程方向研究生。那时，学校刚刚在北京恢复开办研究生部，先生的实验室就设在石油大院北侧两间简陋的小平房里。然而在我师从先生期间，从未听他为科研条件差抱怨过一句，他总是乐观地四处奔走，积极为再次建校争取资源。
先生与他那一代学人都崇尚务实的学术之风，他们的学问是用来“做”的，不是用来“卖弄”的，所以从不止于书本、课堂和实验室。在我读研期间，先生就为我们创造工厂实践机会，安排我和后来的几个研究生到燕山石化现场实习，参加实际的蒸馏塔改造设计。
先生的务实还体现在他总能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把复杂的工程技术问题解释清楚，绝不故弄玄虚。有一次，我们参加一个用新型塔板改造现有蒸馏塔的设计项目，先生为我们课题组和工厂设计人员讲解设计指导思想，他解释说，这个蒸馏塔内构件要设计得宽裕一些，以备将来工厂扩大处理量之需。他打了个比方，说这就像给小孩子买衣服，小孩子要长大，买宽松点的衣服没错。后来，在工作中，我慢慢领悟到像先生这样“深入浅出”地教人可谓教育者的最高境界，因为它不但需要丰厚的知识储备，能够信手拈来，更需要一颗仁厚的慈悲之心。
先生总是站在他所在领域的前沿，并倾尽全力拉近国内学者与国外最先进研究的距离。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迫切认识到国内蒸馏技术工程界与国际同行交流的重要性。他通过与国际知名同行的交往，看到了国内在工业蒸馏实验研究方面的差距，遂积极建议当时新成立的中石化加入美国精馏研究公司（FRI）。FRI成立于上世纪50年代，通过公司会员资助的方式对工业规模蒸馏塔进行实验研究，多年以来积累了大量实验数据和设计方法。为了增进FRI对中国石化行业的了解，先生邀请了FRI总裁和技术主任访问中石化和中国石油大学，让他们看到了国内蒸馏技术及其管理的一些强项，最终帮助中石化获得了FRI会员资格，会员关系延续至今。先生一生并没有长年负笈海外求学的经历，但他的视野和胸襟总是装着天下，将他比作我国工业蒸馏设计技术快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带头人，绝非过誉。
退休后的沈先生犹如老树屹立中庭，以纵横的根脉为枝叶输送养分，“茂树荫蔚,芳草被堤”。他心系一生为之工作的石大，欣然继续参加教学科研指导咨询，出席各种校友聚会和校庆活动。我最后一次见到先生是2012年。炼制系1977级一些同学在北京举办毕业三十年聚会，邀请先生和夫人郑惠英老师一起参加。在那次聚会上，先生向我们回忆起他的一段段建校经历：五六十年代在北京学院路，六七十年代在山东东营，八九十年代在北京昌平……先生说起这些经历时，不渲不染，眼底和话语一派宁静，他深信昌平和黄岛校区皆有更壮阔的未来图景。
先生是北京时间11月4日离世的。11月5日和6日，被雾霾笼罩多日的北京下了一场大雪。想来这场雪倒是有情的，先生倾一生所学为天地造福，天地以这种方式为一个高洁的生命送行。师恩难忘，师恩当报。我作为受益于沈先生和石油大学的后来者，深深祝福母校发达昌盛，我要像先生那样以所学回馈社会，以此告慰先生在天之灵。
（作者徐孝民，师从沈复教授获石油大学石油加工工学博士学位。现在美国休斯敦从事分离过程设计与管理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