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这句话源于一个孝敬父母的典故。汉代韩婴著《韩诗外传·卷九》记述：孔子偕弟子出游时遇到一位正在哭泣的男子，问他是否有丧。这位叫皋鱼的人回答说，他出游在外多年，未能侍奉父母，不想老父老母相继去世，从此失去了孝敬二老的机会，追悔莫及，叹曰：“往而不可追者，年也！去而不可得见者，亲也！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孔子很是感动，让弟子们牢记这个教训。

此后人们就多用“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这句话来警告世人要及时把握，孝敬父母，以免追悔莫及。人们又把此典简化为“风树之悲”，借喻哀亲之痛。

我在研究中共党史人物时，看到许多他们与父母关系的资料，感佩于他们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国家的大义，甘愿牺牲个人、牺牲亲情的崇高精神境界。而在他们的内心深处，那种欲尽孝于父母身前而不能的“风树之悲”，也同样令我无比动容。

朱德老总的遗憾

朱德的母亲钟氏，生于一个穷苦的农村流浪艺人家庭，从小受尽了各种各样的人间疾苦。嫁到佃农朱家后，生过十三个儿女，但迫于贫困，只活下来了八个。

朱德的母亲留下的唯一照片

朱德是她的第三个儿子。在母亲的教养下，朱德四岁就能帮母亲劳动，九岁能挑能背，就会种地了。母亲不仅给了朱德一个健壮的身体，而且培育了他热爱劳动、勤俭朴实、同情穷人、宽厚仁慈的品德。1909年，二十三岁的朱德远离故乡四川仪陇，赴云南考入讲武堂，并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后，朱德接受马克思主义，到德国留学，在这里由周恩来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回国后参加北伐战争、领导南昌起义、会师井冈山、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和母亲一别就是二十余年。十年内战后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朱德才和住在故乡的母亲取得了联系。这时，已近八十高龄的老母唯一的愿望是能见儿子一面。但是，在延安身负中共党和军队重任的朱德总司令，未能满足母亲的心愿，只是寄些书信照片以表孝心。

1944年2月15日，苦等了三十五年的钟氏老母，怀着对儿子的思念离开了人世。消息传到延安，朱老总十分悲痛，含泪写了《回忆我的母亲》悼母文，发表在4月5日的《解放日报》上。为悼念母亲，他一个月没刮胡子。4月10日，延安各界代表一千多人隆重举行了“朱母钟太夫人追悼会”。中共中央的挽联是：“八路功勋大孝为国，一生劳动吾党之光”。

朱老总对同志们的悼念十分感激，但是，还是难以抹去自己对母亲的歉疚。而且随着岁月的积垒，这种歉疚竟越来越沉重。他曾对意大利记者讲：“我一生最大的遗憾是，我没能伺奉老母，在她离开人世的时候，我都没在床前给她端一碗热水……”

周恩来的“风树之悲”

我们注意到了周恩来对他“三位母亲”的怀念。实际上，他对父亲也有深深的“风树之悲”。

周恩来的父亲周劭纲，原名贻能，1874年生于一个封建官僚家庭，曾先后在江苏、湖北、河北等地谋事，给人当幕僚、家庭教师或文书、收发。1907年爱妻万冬儿（周恩来生母）在淮安故里病逝，周贻能正在武汉谋生，未能见上最后一面。此后他便孤苦一人，漂泊四方，最后在胞兄的帮助下到齐齐哈尔当了一名烟酒事务局的办事员。1927年国共分裂后，周恩来在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父亲周贻能赴上海和儿子周恩来有过一段相聚的日子。

周恩来的父亲周劭纲

在白色恐怖下，父亲为地下党做过不少工作。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国共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周恩来在武汉领导成立了八路军办事处，生活无着落的父亲再次来武汉投奔儿子。不久武汉失守，周恩来的父亲周贻能和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一起辗转到达重庆。已六十多岁的周贻能，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红岩村帮助做些看门、扫院子的事情。

1942年6月下旬，周恩来因患膀胱脓肿住院动手术，可巧父亲周贻能也突然病倒，并很快于7月10日逝世。邓颖超和同志们怕刚动完手术的周恩来过度伤心，就没有把消息立即告知他。可是，与父亲血脉相连的儿子在医院已感到了一些异常，从第二天就追问陪床护理他的工作人员：“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工作人员含糊答对：“没什么事呀！”周恩来显然感到大家在向他隐瞒什么，到第三天，就决定出院，即使他的手术伤口还未愈合。

第四天一早，周恩来出院，一回到红岩办事处，就急向办公室奔去，与臂带黑纱的邓颖超碰上。父亲去世的消息，让周恩来如五雷轰顶，放声痛哭：“你们搞封锁，我父亲停尸三天都不通知我一声，他是我的父亲呀！……不敬父母，父亲死在身边不让我来见上最后一面……不忠不孝，算什么共产党员？……”他含悲给毛泽东发电报，称：“主席，归后始知我父已病故三日，悲痛至极，抱恨终天，当于次日安葬。”他在父亲遗体旁守灵。经一天一夜，到第二天下午起灵安葬父亲时，他又大放悲声，坐在地上痛哭了一场。

这是周恩来一生中少有的大哭。

鲁迅先生说过，“无情未必真豪杰”，周恩来堪称一位多情的真豪杰，一个多情的共产党人。他把对父亲深深的内疚一直埋在心底深处。

      周恩来逝世后，邓颖超交给侄女周秉德一个很旧的小皮夹子，说：“在重庆时，你伯伯在敌人眼皮子底下工作，因为拿公文包上街目标太大，就把重要文件和信放在这个小皮夹里，装进贴身的上衣袋里。夹子里还有一张你爷爷的照片。”邓颖超拿出照片来，侄女看见照片背后有周恩来亲笔写的“爹爹遗像”。很显然，父亲走了，而周恩来还深深地沉浸在“风树之悲”之中。

作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孝道，既有传承的一面，也有发展的一面，从来都是在不同时期会有经过扬弃的不同内容。在革命战争岁月，我们倡导的是“大孝为国”，往往是不得不牺牲“小孝”而尽“大孝”。所以无论是朱老总的或周恩来的“风树之悲”都具有“大孝”的品德，是伟大的“风树之悲”！在和平和建设时期我们当然仍要弘扬这种“大孝”精神，而更多的则是要求儿女们从点滴做起，及时尽孝，让父母长辈安度晚年。这方面，陈毅元帅又给我们做出了榜样。

陈毅探母

陈毅的母亲黄培善，生有五个儿女，陈毅排行老二，一直到十九岁才离开母亲到外地闯荡。陈毅对母亲有深厚的感情，对人民对革命也有深厚的感情，所以常把人民与母亲联系在一起，抒发自己的情怀。他在著名的《赣南游击词》中就有“靠人民，支援永不忘。他是重生亲父母”句。

建国后，他担任上海市第一任市长。1950年春，已失去几十年联系的老母亲从报纸上得知儿子当了市长，就从四川千里迢迢到上海看望陈毅。他们娘俩在上海团聚了一个星期，就又分开了。此后，陈毅和夫人张茜经常给老太太写信问候，寄钱寄物以表孝心。自从儿子1919年离开老家赴法勤工俭学，再参加共产党，参加革命，三十年间母亲的心一直提着，如今才把心放在了肚里。

1962年4月1日，陈毅从哥哥来信中得知母亲患牙疾已愈的消息，十分高兴，给兄长写信说：“母亲拔牙获痊愈，闻讯极欣喜。……兄以近年奉侍双亲，尽孝道，弟亦感激不尽。万望在双亲前多致安慰，使宽心静养，使寿更高，为祷为祝。”对兄长代为尽孝的感激之情和对父母的真执孝心，溢于言表。

1962年3月，时任外交部长的陈毅元帅得知母亲病重卧床不起，在百忙中请假，回成都探母。母亲已过八旬，又重病瘫卧在床，生活不能自理。3月15日，陈毅偕夫人张茜进得门来，快步走向母亲，娘儿俩双手相握，嘘寒问暖，其欢乐之情自不必细说。可是，细心的陈毅注意到，他进门时母亲把一捆衣物向床下塞，就问：“娘，您把什么东西藏到下面了？”老母不愿让儿子知道那是刚刚换下的尿湿了的裤子，就谎称“没什么”。可是儿子已从床下取了出来，马上就要去洗。母亲急了，说：“你不要洗，太脏，让他们去吧！”陈毅说：“娘，您从小把我一把屎一把尿地拉扯大，给我洗过多少尿裤脏衣，从没嫌过脏。今天您就给儿子一次机会吧，……”说着就去洗了起来。夫人张茜也跟了过去，陈毅对她说：“我们老家有句俗话‘婆媳亲，全家和’，你这个长年不能照顾婆婆的媳妇也该尽点孝道，今天咱俩一起给娘洗裤吧！”张茜没有吭声，默默地和丈夫一起洗了起来……

躺在床上的老母，看着六十二岁的儿子领着媳妇给自己洗脏衣裤，心中得到极大的安慰。两个月后，即1963年5月，八十二岁的老母亲安然离开人世。陈毅外长时值陪国家主席刘少奇正访问印尼、缅甸等国，未能赴成都奔丧，只好于5月9日向哥嫂发长信以悼。

是的，我们应该充分利用老革命家孝敬父母的故事，教育我们的后代，不仅要“大孝为国”，还要学会从点滴小事做起，及时尽孝，多一点再多一点给父母长辈以安慰，尽量少一些再少一些“子欲孝而亲不待”的遗憾。

余世诚，1937年出生于河南省禹州市，1961年毕业于北京石油学院机械系，1964年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研究生毕业。曾任我校人文社科部主任，教授。先后讲授《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等多门思想政治理论课。主编了《石油大学校史》、《中国石油高教史》。获“有突出贡献教育专家”称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发表论文百余篇，出版《邓小平与毛泽东》、《史园拾穗》等著作十余部。

（编辑 魏志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