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在1985年的夏天，有机会访问遵义这座著名的城市。那时，遵义会议旧址和各纪念地都按当年的面貌进行了修复。我仔细参观了这些地方，并有幸与纪念馆资料室一位同志进行了深入讨论，收获了许多宝贵的资料。

来到遵义，当然首先要瞻仰遵义会议旧址的这座小楼，因为它已经成为我党我军实现伟大历史转折、走向胜利的标志。但是那次在遵义，最让我动情的，是坐落在市区的“红军山”。我在1985年8月21日的日记里有如下记述：

红军山原本不叫“红军山”，其中大有感人的故事。

1935年1月红军长征到达遵义后，为了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休整，红军曾在这里驻留一个时期。驻在遵义西北方向桑木垭的一个红军前哨连，担任着警戒任务。该连有一位卫生员常为群众治病，深得群众的信赖和欢迎。

一天，有一位老乡慕名远道而来，请这位卫生员到他家给一位急症病人医治。卫生员二话没说，当即随这位老乡而去了。可是，当时军情紧急，卫生员还没归队时，该前哨连就奉命转移了。卫生员救活了那位老乡之后归队时，只看到了连长留给他的纸条，让他尽快追赶部队。

这位年轻的卫生员在追赶部队的路上，被反动派的保长抓获，并被当即杀害了。群众们闻讯赶到现场，怀着悲愤的心情，就地安葬了这位红军战士。大家都不知道这位战士的姓名，就把他的坟墓称为“红军坟”。

乡亲们非常敬爱这位红军战士，常常有人到坟前悼念他。特别是得了病的群众，更是思念这位曾救活过许多穷人的红军卫生员。有的还亲到坟头，向烈士诉说自己的病痛，期望着红军的医生能够再来给大伙治病。

这样，一传十，十传百，来给这位不知姓名的红军烈士上坟的人越来越多，以致惊动了反动派的专员。这位专员下令平坟、驱散群众。可是，这座红军坟白天被平了夜晚又被群众修了起来，头天被平了隔日又被大伙儿修了起来。结果是，这个红军坟越平越大，其影响也越来越广，敌人毫无办法。

解放后，遵义地区的人民怀着对这位红军卫生员十分尊敬的心情，把他的遗骨迁到遵义市区的小龙山上安葬，让这位烈士永远俯视着市区，永远活在遵义人民的心里。

这样一来，埋有红军战士忠骨的小龙山，其本来的名字倒越来越鲜为人知了，人们都把这座巍峨的山称之谓“红军山”。

那天，蒙蒙细雨中，我登上红军山。在山脚下，有一牌坊，上书“红军烈士陵园”。进入牌坊后，向上仰望。在细雨和云雾之中，在郁郁苍苍的山林衬托之下，纪念碑时而显得高大和鲜明，时而又显得磅礴和朦胧。我沿着四百多级的台阶登到尽头，才看真切，这是一座有三十多米高的纪念碑，是1984年为纪念遵义会议50周年而修造的。石碑底座，四角有四个石刻的红军男女战士头像，英武刚强，令人起敬。在底座内壁上，刻着反映红军二战遵义和四渡赤水的浮雕。主碑的正面，镌刻着邓小平同志的题字：“红军烈士永垂不朽”，可谓字苍苍，情切切，党情、国义、民愿融为一体。外壁上镶嵌着28颗闪光的星，象征着中国共产党经过28年艰苦奋斗，夺得了政权。陵园中，安葬着1969年从当年红军二战遵义的旧战场上收殓的一些红军战士的遗骨。

纪念碑后，是红军著名将领邓萍同志的墓。墓前有张爱萍同志书写的碑文。邓萍同志是参加过平江起义的老党员，长征时任红三军团参谋长，在第二次占领遵义的战斗中壮烈牺牲。他的遗骨也是解放后从旧战场上找到迁此的。在邓萍同志墓的右侧，便是“红军坟”。

我来到这座“红军坟”前，想细细抄录下碑后面的铭文，恰在此时，细雨突然大了起来。

说来也怪，等我抄记完这段铭文时，雨也停了，天也晴了，几分钟之间，换了天空。我站在红军山陵园高台之上，俯视着斜阳下的遵义城，心情难以平静。在我脑海里，时时闪现出红军卫生员——群众的信赖——红军坟——红军山——烈士陵园的镜头。

我想，我们的红军战士是多么好啊，不仅为人民的解放打仗流血牺牲，还关心群众的病痛，为穷苦人治病送药，乃至最后献出了生命；而我们遵义地区的人民又是多么热爱自己的军队、多么重情义呀，把一位不知名的红军卫生员所做出的牺牲永记胸怀。

古人云：“投我以桃，报之以李”。我们的红军对人民何止是投之以桃，我们的遵义人民又何止是报之以李；红军战士为人民而英勇献身，遵义人民为红军战士报之青山永垂。

后 记

此次重新整理文字时，查阅到新的资料，这座“红军坟”是红军卫生员龙思泉烈士墓。龙思泉，广西人，1929年参加百色起义，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连、营卫生员。红军一战遵义后，在遵义东南桑木垭为群众治病时牺牲。

余世诚，1937年出生于河南省禹州市，1961年毕业于北京石油学院机械系，1964年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研究生毕业。曾任我校人文社科部主任，教授。先后讲授《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等多门思想政治理论课。主编了《石油大学校史》、《中国石油高教史》。获“有突出贡献教育专家”称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发表论文百余篇，出版《邓小平与毛泽东》、《史园拾穗》等著作十余部。

（编辑 魏志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