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以来，文明冲突就成了国际政治中的一个热词，时常出现在媒体和学者们的论著中。赞成者有之，批判者也不少。但是有一个规律，只要一出现伊斯兰力量同西方力量的冲突时，或是恐怖袭击，或是国家间外交纠纷，赞成文明冲突论的声调就高起来。近来，随着一系列针对欧洲国家的恐怖袭击、土耳其政变及其带来的土美外交纷争等事件的发生，有人疾呼，亨廷顿的“文明冲突”预言已成真。果真如此吗？
“文明冲突论”的要义是，在基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意识形态对抗的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斗争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将明显下降，与之相应，由文明差异所带来的冲突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会凸显出来，尤其是西方文明同伊斯兰文明和儒教文明之间的冲突将占据突出位置，甚至会决定国际政治的走向。笔者以为，亨氏注意到文明之间的关系问题，确实是他的高明之处，冷战结束20多年来，似乎可与文明冲突挂上钩的事件能够找出许多，特别是“9·11”事件以及后来的反恐战争，看上去就是一场伊斯兰世界同西方世界之间的不对称战争。如果比较一下文明冲突与意识形态冲突，谁对当今国际政治的影响更大，恐怕绝大多数人都会选择文明冲突。
然而，如果对所谓文明冲突的事件做更具体的分析，就会发现问题：无论是反恐战争还是针对西方国家的恐怖袭击事件，与西方对立的并不是整个伊斯兰世界，而只是其一小部分，是伊斯兰中的极端势力。“9·11”事件也遭到多数伊斯兰国家的谴责，相当多伊斯兰国家也都帮助西方打反恐战争并且直到目前还同西方国家保持良好关系。按照亨廷顿的定义，同西方冲突的伊斯兰极端势力无论如何也算不上是一种文明。所以，亨廷顿所预言的伊斯兰文明同以基督教为基础的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并未成真。至于他所预言的西方文明同儒教文明之间的冲突就更是连影子都找不到。
如此说来，文明冲突论就没有意义了吗？非也！文明冲突论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就在于，国际社会要重视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从哲学上讲，差异就是矛盾，有矛盾就有对抗性因素。在国家内部，会有阶级矛盾、种族矛盾、党派矛盾等等，国家之间则存在着民族矛盾和国家利益分歧。各种矛盾相互作用，有时相互促进，有时又相互制约。到底孰重孰轻，需要根据具体情势而定。冷战时期，美苏两大政治军事集团的尖锐对抗就压抑了许多文明、宗教、民族之间的矛盾，使它们处于从属地位。而冷战结束后，这些矛盾都浮上水面。
对文明冲突问题，我们需要把握的是文明因素在国际政治中到底占据什么地位，扮演什么角色。文明因素说到底是精神层面的因素，同意识形态、价值观等一样，是国家利益的重要方面，也是重要软实力。但是同国家安全、发展这些物质层面的利益以及与之相关的硬实力相比，通常居次要位置。当前者面临威胁的时候，后者肯定让位于前者。但是，精神对物质的反作用不可忽视。意识形态与文明等精神因素通常与物质层面尤其是安全利益交织在一起，并直接影响国家决策者对本国核心利益的判定。当年苏联高举反帝旗帜，被西方认定为敌人，又因苏联强大而被认定是最具威胁性的敌人。苏联改旗易帜后，西方就不再将它视为敌人，尽管它仍然很强大。非我族类，如果贫弱，其心虽异，但不足惧；同我族类，如果强大，虽然也是威胁，但不是致命的。在现实中，“族类”可以是民族、国家，也可以是宗教、文明，还可以是阶级、党派、政治集团、种族、部族，甚至还可以是宗族、家族。只要是有不同的身份认同，就会产生不同的“族类”。无论哪种“族类”，其间的斗争、冲突、战争都可以同样惨烈。
认识文明问题，还需要重视的是，文明差异对国际政治的影响主要不在于其外在表现，如生活习惯、大众文化，而是在于其内涵着的价值观。所以，破解文明冲突的根本之道是构建人类共同价值观，用人类这个“大族类”统合各种各样的“小族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