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主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最活跃、最能动的因素，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真正主体，是“化”能否实现的关键所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题、主线、主流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主题是主体实践活动的客观依据，它需要主体提炼和破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线是时代对主体提出的必然要求，主体充分发挥理论自觉，对主线的把握愈加精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是主流实现的决定性因素，在主流与阶段性偏差的相互激荡中主体得到历练并不断走向成熟。
关 键 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主题；主线；主流
作者简介：岳强(1978- )，女，吉林省吉林市人，博士研究生，副教授，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东北电力大学社会科学学院。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14)02-0014-04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在这一语境中，中国共产党必然地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当前，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问题的研究已经逐渐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主体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最活跃、最能动的因素，是“化”能否实现的关键。主题、主线和主流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三个重要方面，与主体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深入研究主体与主题、主线、主流之间的辩证关系，对于充分发挥主体的能动作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进程、实现理论创新具有重大意义。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真正主体，中国共产党只有深入把握中国化的主题和主线，才能深刻理解其主流与本质，坚定不移地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题是主体实践活动的客观依据，并需要主体提炼和破解
当前，学术界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题问题，存在着几种不同的观点，有“一主题说”、“二主题说”、“三主题说”、“四主题说”，等等。在综合分析了各种观点之后，笔者比较认同“二主题说”，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事业中承载着两大主题——革命主题和建设主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题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是由近代以来中国的现实状况所决定的，中国共产党的实践活动应当紧紧围绕这两个主题展开。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直接威胁到了中国人民的生存，封建主义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封建势力以帝国主义为靠山，帝国主义以封建势力为其在中国统治的基础，二者相互勾结还催生了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由此构成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中华民族要求得生存和发展就必须通过革命的手段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联合统治。因此，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第一个实践主题就是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与之相连接的社会主义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现实，完成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从中国共产党诞生至1956年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中国共产党人围绕革命这一主题进行了艰辛的探索，有史以来第一次在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国内的主要矛盾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1]。可见，此时发展生产力，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首要任务。继革命主题之后，建设社会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主题。直到今天，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变主题。因为我国仍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题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但主题不可能直观地展现在人们的眼前，尤其在近代以来中国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条件之下更是如此，需要主体发挥主观能动性对主题进行提炼。明确了主题后，破解主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同样需要主体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才能得以实现。鸦片战争前，中国的封建统治者还在做着天朝上国的迷梦，对外部世界发生的巨大变化几乎一无所知。当英国人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国门的一刹那，中国人无不惊慌失措。中国成了一个充满尖锐矛盾的集合体。同时，在先进的知识分子眼中它也充满了无限的生机与可能，于是先进的中国人开始了救国的尝试。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都相继遭到了失败，究其失败的原因，除了领导阶级自身的局限性以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革命的领导者对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近代以来中国的基本国情没有准确把握。关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也曾经有过一番激烈的争论。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和理论工作者积极参与了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大讨论，最终得出了科学的结论，即近代以来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因此中国问题的解决必须通过革命的手段。在领导革命实践的过程中，中共“一大”制定的党纲中明确提出要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虽然在当时提出推翻资产阶级主要是照搬苏联的经验，不符合中国实际，但毕竟中国共产党从建立之初就抓住了“革命”这个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仅仅在党成立一年后的中共二大上，中共中央就明确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低纲领，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的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它清晰地指出了中国问题的根源和解决问题的出路。国民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走入低谷，面对着国民党右派的疯狂屠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没有被吓倒，而是“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3]1036。在实践中，他们不断与“左”的和右的倾向作坚决的斗争，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原则，逐步探索出了一条先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展农村武装割据，对城市形成包围之势，最终夺取城市的中国革命新道路。在这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之路的成功实践中，诞生了毛泽东思想，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成功地探索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使中国社会平稳地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为中国的发展创造了根本政治前提，奠定了基本制度基础。
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期，中国共产党人已经意识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题已经由革命转变为了建设，并且以此为指导在实践中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显著成就。但是，由于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对当时中国的基本国情还不能深刻认识和把握，出现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和盲目夸大社会主义建设规模和速度的历史性失误，以至于演化成了后来“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教训是惨痛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把全党的工作重点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在经历了20多年的曲折后终于重新回归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道路上来，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篇章。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等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出发，针对新形势、新问题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4]等一系列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做出了科学的回答，成功地破解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密码，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上的第二次伟大飞跃，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有了科学指南。可见，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化主题的提炼者和破解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倡导者与践行者。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线是时代对主体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要求，主体充分发挥理论自觉，对主线的把握愈加精准
主线，即统领事物发展的线条。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线而言，就是要按照中国实际应用马克思主义，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近代以来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为了救亡图存而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来源于异域的理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科学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趋势并深刻总结欧洲工人阶级斗争实践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创立并发展起来的，有其产生的特定历史文化背景。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它为我们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指导。近代以来中国的情况与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社会土壤迥然不同。1840年前中国还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封建制国家，由于外敌入侵，逐渐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近代社会封建经济仍然占据主导地位，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十分微弱，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工人阶级人数少、产生晚、文化素质低，因此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过程中不能照抄照搬马、恩著作的部分阐述，而是要在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精髓的基础上，一切从实际出发，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扎扎实实地解决中国的问题。
十月革命后，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一批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相继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在他们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就已经提出了按照中国实际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主张。李大钊是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同时也是中国最早具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先驱。早在问题与主义之争的论战中，他就提出：“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5]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具有着高度的理论自觉的政党，她的成立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篇章。虽然在党成立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没有明确地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但共产党人已经开始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己任，不断探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新途径。1927年蔡和森在《党的机会主义史》中提出要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应用到各国去，应用到实际当中去[6]。毛泽东不是在中国提出“中国化”思路的第一人，也不是最早提出中国国情问题的领导人，但是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解和阐述最为深刻，运用也最有成效。1930年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7]。由此初步奠定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党的思想路线的基础。1938年10月，在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总结了建党十七年的经验教训，明确提出了全党必须“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并且强调，这是“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8]。六届六中全会在对党的历史经验进行深刻总结的基础上，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线更加清晰明确，从而极大地增强了主体决策的正确性，在随后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社会主义改造中中国共产党能够领导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就是一个很好的有说服力的证明。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时期，虽然由于主客观等方面的诸多原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线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被错误的思想方法所淹没，但在长期革命过程中被反复验证为正确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已经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心底深深地扎下了根。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实事求是被重新确立为党的思想路线。会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重新得到广泛运用。邓小平同志一再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9]。可见，在经历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挫折后，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线更加坚信不疑。改革开放经历了30多年的风风雨雨，如今中国共产党人正以饱满的热情，发扬求真务实的精神，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不断努力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按照中国的实际应用马克思主义，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是时代对主体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要求，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和不懈追求。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是主流实现的决定性因素，在主流与阶段性偏差的相互激荡中主体得到历练并走向成熟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流就是中国共产党紧紧围绕主题和主线，不断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推进理论创新，最终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了伟大成就，并且创立了两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时，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不断加强自身建设，保持先进性，不断成熟、发展和壮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流和本质集中体现为中国共产党领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进行的伟大实践及其取得的伟大成就，这是确定无疑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流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就实践层面而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显著成就，获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功。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克服了重重困难，大革命的失败、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都曾使中国革命的力量损失殆尽，但是中国共产党仍然能够不畏艰险，走出低谷，不断创造新的辉煌。第二，就思想理论层面而言，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本着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不断与机会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等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作坚决的斗争，在实践基础上产生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两大理论成果，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上的两大历史性飞跃，不断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的实践。第三，就党的自身建设而言，中国共产党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还时刻不忘改造主观世界。从建党至今，无论是在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还是在全面改革开放的和平时期，党都极其重视自身建设，将党的先进性建设作为永恒的主题。建党9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从一个仅有几十人的秘密组织发展成为了一个拥有八千多万党员的执政党，党的坚强领导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流和本质得以实现的决定性因素和根本保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它的发展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在体现主流和本质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阶段性的偏差。党犯过错误，有过过失，而且还曾经出现了十分严重的失误，这一点是我们必须承认的。例如：在大革命后期，党内出现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面对国民党右派的步步紧逼而一味妥协退让，致使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遭到屠杀，使中国革命陷入低谷。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内连续出现的三次“左”倾错误，最为严重的一次就是1931年到1934年之间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它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失，使革命的力量丧失殆尽。如何认识这些阶段性的失误与偏差？我们应当本着科学的态度。正如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党在个别时期中所犯的‘左’、右倾错误，对于二十四年来在我党领导之下的轰轰烈烈地发展着的、取得了伟大成绩和丰富经验的整个中国革命事业说来，不过是一些部分的现象。这些现象，在党还缺乏充分经验和充分自觉的时期内，是难于完全避免的”[3]998。民主革命时期党经历了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对比后，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水平和理论自觉得到了极大的增强，从而更加清楚地理解和把握了中国的国情。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确立以后，社会主义建设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又是一个全新的尝试。由于没有科学把握“建设”这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题，结果致使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党的工作重心集中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没有牢牢抓住发展生产力这一中心任务。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党在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中的一次严重挫折。1966年到1976年间发生的“文化大革命”是建国以来党遭受的最严重的一次挫折，给党、国家和人民造成了巨大损失。对于这些阶段性的偏差我们不应该采取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由此否定党领导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流和本质。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主流代表着主体的追求，阶段性的偏差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历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没有阶段性的错误和偏差，党就不能更加深刻地认识中国实际。1956年毛泽东在与拉丁美洲一些党的代表会谈中，在回顾中国共产党的经验时指出：“共产党人不要怕犯错误。错误有两重性。错误一方面损害党，损害人民；另一方面是好教员，很好地教育了党，教育了人民，对革命有好处。”[10]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中，主体是“相结合”和“化”的动作的发出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执行者、推动者和偏差的纠正者。正是在主流与阶段性偏差的相互激荡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更加深入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加深了对中国国情的了解，成长为更加坚强有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世界风云变幻的今天，中国共产党能够经受一次又一次考验，保持中国经济的快速平稳增长，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的成熟。历史表明：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从中国国情出发想问题、办事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成功，否则就会遭遇挫折。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出现失误的时候，只有中国共产党真正认识错误，深刻反思，认真纠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从而使其主流和本质得以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