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作为天津市解放后首批在学校中发展的共产党员，于1949年9月14日在北洋大学(即今天津大学)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我入党宣誓是在1949年10月份，当时，因天津市党组织尚未公开，故而我们的入党宣誓仪式是秘密地进行的。宣誓仪式是在深夜里零点之后，于天津女子师范学院图书馆楼的地下室里举行的，监誓人是天津市委组织部领导谢毓同志，领誓人是北洋大学地下党党支部组织委员聂壁初(后曾任天津市市长、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参加宣誓的候补党员共4人。
当时宣誓仪式的程序是，在举手宣誓之前，每个宣誓人都要先发言，向党汇报个人的入党动机。
我在汇报时说：我1948年秋考入北洋大学之后，在校园里浓厚的进步气氛感染下，参加了大学一年级学生的“要公费”、“要面粉”，以及后来的“反南迁”、“应变护校”等一系列学生运动，并被选举为大学一年级学生联合会的执行委员。就在校园被国民党军队占领，我们组成护校队，日夜巡逻保护学校资产时，在深夜里于僻静的角落，用袖珍收音机，收听解放区的广播时，听到了一首歌曲，名为“望见了北斗星”。这首歌歌词中的“望见了北斗星，知道了方向，…，共产党好比那火红的太阳，…，跟着他自由的花儿开放，跟着他民主的歌儿高声唱，跟着他幸福的日子过得好，跟着他胜利的果实大家享…” ，深深地感动了我。我觉得，我应该跟着共产党走，因为共产党不仅可以使我获得幸福，而且他是为我国人民乃至全人类共享幸福而谋利益的。与此同时，北洋大学地下党员组织的读书会，引导我学习了毛泽东著《新民主主义论》等进步理论，再加上1949年天津市解放以后，我亲身目睹的共产党为广大人民群众谋福利办实事的实际，进一步坚定了跟着共产党走、努力争取做一名共产党员的决心，这就是我的入党动机。我的这一发言表达了我要争取成为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
在干中学、“在战斗中成长”
1949年春，在北洋大学党组织的领导下，我竞选成功，被选举为解放后北洋大学第一届学生会执行委员。执委会中党员和民青(即团员) 组成了一个小组，我当时是民青，参加了这个小组，组长是学生会副主席地下党员何国模(后曾任天津市市委常委、统战部长) 。第一次小组会是在深夜里秘密进行的，因当时天津市党、团均尚未公开。会上，学校地下党党支部书记杨启绍同志作了重要讲话，他着重讲了公朴意识，强调要为人民服务，做人民的勤务员；他指出要在干中学，“在战斗成长”，还指着我说，你是一年级大学生，没干过大学的学生会工作，边干边学吗！
这次会，我很受教育，觉得我要做好人民的公朴。当时，我在执委中分工管福利，我想我应该作为大家谋福利的事，一了解同学们最关心的是没有洗澡的地方，于是，我就从找能作浴室的房舍开始，直到采购电机、水泵、管线等器材，最后请人安装施工，终于在校园里建成了一个大学生用的公共浴室，总算解决了“洗澡难”的问题。而在这一过程中，我干中学，逐步增长了独立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此后，直到我1952年毕业前，党组织又指派我做青年团的工作，先后担任了校团委会的组织部长和副书记，并教育我“在战斗中成长” 。于是，我就在边上大学求学，边从事青年团工作的过程中，边干边学，从而锻炼了我的组织工作能力，为日后我的进一步成长，打下了基础。
1953年北京石油学院成立，学校党组织分配我担任石油机械系的第一任党支部书记。当时，全系只有教师党员4人、学生党员4人，因为党员人数太少，只能教师与学生一起，组成了一个党支部。党支委会三人，我为书记兼统战委员，陈大白(女，三年级学生，后曾任北京市教工委书记、北京市政协副主席) 为宣传委员兼青年委员、系团总支书记，承光武(女，教师，后曾任北京市市委大学部联络员、华北石油学校党委书记)为组织委员。
自1953年直到1984年，我从担任系主任助理，到副系主任，再到系主任，与全系师生员工一起，为建设好机械系，整整奋斗了三十一年。此后，从1984年至1992年我担任了学校的副校长，仍然是“干中学”，与全校师生员工一起，为建成石油大学(华东) 而努力奋斗。1992年调回北京后，无论是担任校务委员会副主任的4年，还是退休后被返聘为院、校教学专家组组长的15年，我还是在“干中学”，为石油大学在北京的重新建成，增砖添瓦。总之，就这样，我在参加九间房村北京石油学院创建、盐碱滩上建成石油大学(华东) 、昌平蟒山前重建石油大学(北京) 的过程中，按照党指引我的“干中学”前进，终于使我“在战斗中成长”为一名新中国的教育工作者。
实践出真知
1951年，时任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总局副局长、我国著名采矿专家严爽来北洋大学作动员报告，动员大学生学习石油专业。学校党组织也号召到艰苦的行业中去奋斗。我响应党的召唤，报名学石油，于是，我在机械系的最后一年就专攻石油机械。但是，当时攻读石油机械，一无教师，二无教材，怎么办？石油管理总局提出到玉门油矿实习一年，在生产实践中学习，经教育部批准，我们攻读石油机械的二十位同学，在1951年7月3日即奔赴甘肃玉门油矿。
在玉门油矿实习的一年中，我们先在钻探大队与钻井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 “三同”，“三班倒”跟班顶岗。上班乘卡车，夜间披着老羊皮，穿过沓无人烟的隔壁沙滩，到几十公里外的石油沟井场；喝的是祁连山的积雪；吃的是自带的干糧；干的活儿是在起下钻柱作业中的手提几十公斤重的卡瓦和打大钳等沉重体力劳动。但是，几个月下来，整套石油钻井机械的结构组成、工作原理、技术性能以及全部钻井工艺过程和它对钻井机械的要求等，全都学习到了。于是，将这些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编写成了厚厚的一本《实习报告》(后曾作为《石油钻井机械》教材) 。就这样。我们取得了专业知识与技能和政治思想上的全面丰收，体会到了的确是“实践出真知”。
1952年我从北洋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清华大学石油系的机械教研室作教师，我和同在玉门实习的同学赵国珍(后曾任西南石油学院党委书记、石油部教育司司长) ， 就凭借着在实习中获得的知识与技能，与陈如恆(后任中国石油大学教授) 三个人一起，挑起了在我国创建第一个石油矿场机械专业的担子。而我个人还以实习所得为基础，编写教材、备课，为这个专业即将毕业的学生班，开设了以前没有过的新课《石油矿场机械的安装与修理》，从而使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
1965年，由于发现了天津大港油田，且与渤海大陆架相连，因此石油部号召“下海找油”，从而掀开了我国海洋油气勘探开发的新的一页。我当时响应号召，决定从陆上石油矿场机械转向专攻海洋石油装备。怎样学？怎样教？又面临着空白，需要填补。这时，我又想到了党指引我走的实践出真知的道路，于是我在20世纪70年代，通过三次实践，进行了海洋石油装备的“充电”。第一次是去上海海洋石油地质局的研究所和沪东造船厂及安亭探矿机械厂，参加我国第一艘自行设计，改装、建造成的双体钻井船“勘探一号”的生产实践，从实际工作中，我全面学习到了有关钻井浮船及其上面各种装备的设计、建造知识，同时也接受了政治思想教育，如在安亭探矿机械厂参加“设计后服务”工作时，就从与工人师傅在车间研究修改设计图纸的过程中，体会到了什么是“图纸上的一条线，工人师傅一身汗，国家的财产千百万”。第二次实践是我去南海东部珠江口外的万山群岛锚地，参加刚从新加坡罗布雷造船厂购买引进的我国第一座自升式钻井平台“勘探二号”的验收及第一口井的钻井工作。从工作实践中，我又学习到了与钻井浮船不同的另外一种类型的海上石油装备的全面知识，尤其是在海上钻井时，趕上一次浪高15米的强台风，平台上工人师傅的奋不顾身的忘我战斗精神，更是使我深受教育。第三次实践是我去南海西部距离海南岛三亚市92海里的莺歌海锚地，参加我国从挪威购买引进的第一座半潜式平台的验收、培训及第一口井的钻井工作。通过工作实践，我又学习到了第三种海洋石油平台与上述两种装备不同的知识，开拓了视野。同样，在一次维修固井泵时，齿轮打断了工人师傅的一根手指，但他仍 “轻伤不下火线”，顽强地坚持将固井泵修完，也给我上了一堂思想教育课。总之，三次实践，使我这个“新学生”，学到了真知。此后，我整理心得、收集资料，编写出了教材《海洋石油钻采装备与结构》，开设了“海洋石油钻采设备”课，建起了海洋石油钻采设备研究室，招收了第一批海洋石油装备的研究生，在我国高等学校中，开始出现了海洋石油装备的教学与科研。三次实践获得硕果，再一次使我领会了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关系，而也正是在此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反复循环过程中，逐步使我成长成为一名石油装备的科技工作者。
为人民服务
北洋大学是党哺育我成长的“摇篮”，石油大学是党培育我成长的“学堂”，人民教师则是我回报党对我培养的工作岗位，而为人民服务则是我实现初心、完成使命的具体体现。我从1952年在清华大学石油系任教以来，至今已有66年之久，我是人民的儿子，我就要一辈子做一名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的人民教师，为人民服务。“人民教师为人民” ，教师的天职是教书育人，因此，做一名人民教师，就是要为人民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育人成才。教书就是要讲好课，向学生传授知识与技能；育人就是通过言教、身教，指引学生健康成长，乃至成才。提到讲好课，记得在山东东营时我召开的一次毕业生座谈会上，一位学生发言说：老师们讲的一堂课，若一辈子作教师，可能要讲上几十遍，但是，我们学生可能一生就听这一遍。这位学生诚恳地提请教师要精益求精地备课，讲好每一堂课。我听了他的发言，很受教育，不仅把他的发言作为我的座右铭，而且，在我担任教学专家组组长期间，我还将这位学生的发言，向讲课的教师们转达，至今其影响仍在一些教师中流传。谈到教师的育人，本世纪初期，我曾在昌平向石油大学(北京) 的教师作过一次报告，我认为，教师的育人，身教胜于言教，教师的育人就是要以身作则、为人师表，在为人、处事、治学诸方面，给学生树立榜样，只有这样的潜移默化，才能够培养出德才兼备、体魄健强的祖国需要的人才。我作为一名人民教师，不仅以上述作好教书育人的要求警示自己，而且，我还想把我在这些方面走过的弯路、取得的教训，告䜣后来的年轻教师，以使他们少走弯路。于是，我在担任教学专家组组长期间，先后编写出版了《论高等学校的课堂教学》和《寄语大学生》两本书，前者是为了教书，后者是为了育人，期望我能在为人民服务，作好人民教师方面尽绵薄之力。
我的66年的教师生涯还在延续，但是它是有限的；我的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仍在跳动，但是为人民服务的使命却远远没有完成，希望我能阔步迈入新时代，在新的长征路上再谱新章。（方华灿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