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主发展和评估限制、文理工科的不平衡、老教授与新教授的意见相左等等，都是现今大学存在的问题，尤其是在发展中的国内大学，坐视现实才能找到更佳的解决途径。

10月27日，在辽宁沈阳召开的“建设和谐文化与中国高等教育”国际论坛上，来自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厦门大学、清华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等国内高校及澳大利亚、美国、俄罗斯等国外大学的校长和知名教育学者提出自己的观点，对大学里的不和谐，大家有较为清楚的理解，并对如何解决在理论上作了阐释，但在实际操作上并没有完整的解决方案。

不和谐之音常有

“大学教授在创新与保守的十字路口困惑、彷徨。”中国高等教育学创始人、厦门大学教授潘懋元认为大学是创新的阵地，但也可能因传统而保守，例如大学教授，尤其是过去有过成就的教授。

潘懋元举了一个自己经历的例子，多年前他参加了生物学专业的学科设置讨论，结果成果累累的老教授与从国外回来的新教授发生了矛盾，前者坚持要保留过去的学科，但新教授认为生物学已有很大变化，和老教授那个时代的研究内容完全不一样，所以就必须重新调整学科及课程等。这一印象深刻的事情让潘懋元意识到大学教授之间的竞争，必然会影响到学术乃至大学的发展。因此，他认为：“制度改革，最大阻力来自有经验的官僚；文化创新，最大阻力来自有学术权威的学者。”

易中天作为一名大学教授，已成为“明星学者”，开高尔夫课让人们怀疑这是否在搞精英甚至是贵族化教育，而没有高学历的谢泳成为教授同样让人思考现行的体制，厦门大学副校长邬大光教授以本校近年来发生的“三个现象”进行分析，他认为这是精典大学理念、制度与现代大学理念、制度及传统大学制度与现代大学制度的不同造成的。就我国而言，社会转型、高等教育发展的特殊条件和环境等因素更多地“制造”了不和谐。

Carole Kayrooz 教授是澳大利亚堪培拉大学主管教育的副校长。她主管该校教学并正在主持全校学科和课程的审核评估工作，2007年出版了《社会科学研究的自主权：英国和澳大利亚学者的观点》一书。论坛上，Carole Kayrooz 教授简洁地阐述了她对英国和澳大利亚高校中学术自主的研究，实际上，现在国内高校也有同样的问题。

Carole Kayrooz 教授说，如今大学教师获得资金的来源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政府，二是产业界，两者在提供研究经费的同时也给大学教师极大的制约，学术活动由理论性、批评性或非时髦课题转向应用性、实用性和官方流行课题。另外从程序上，大学教师需要花较大的精力申请项目；因为教师聘期的时间，又使得他们更多地争取短期项目；有些机构对教学也提出要求；为了应对随之而来的评估，选择保守而低风险的主流学术活动和短期性学术研究成为趋势，而且“社会科学家们开始放弃在新的边缘学科或跨学科学术期刊上发表创新性、有争议的和探索性的研究，却转而追求与主流中心期刊一致的比较安全的研究课题。”

和谐策略尚需要深入研究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周远清在论坛上作了主题发言，他提到美国麻省理工大学（MIT）前一段时间对该校毕业生作了一次调查，其中89%的学生对“对母校最不满意的是什么？”的回答是没有受到更好的人文熏陶。实际上，不和谐的状况在各国各类高校都存在，问题是如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