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我国脱贫攻坚取得了全面胜利，成就辉煌，举世瞩目。我深受感动，觉得应该执笔写一篇文章，礼赞这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庆祝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华诞。

在90多年的生命历程中，我曾短暂地到过几次农村。虽然时间跨度很大，但是通过对比，却可鲜明地看到我国农村的沧桑巨变，描绘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农村生活越来越富足、越来越美好的画卷。

新旧社会两重天

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开始时，7岁的我第一次到农村。父亲带着全家经包头(今内蒙古自治区当时属绥远省)过黄河去陕西。由于当时日本鬼子轰炸封锁黄河，我们只能暂住在包头附近大青山脚下一个名叫缸房营的小村里。缸房营因有几家榨油的作坊而得此村名。也因有榨油作坊，所以这个村子不算当地最穷的村子，更比住在蒙古包的牧民生活条件好一些。但是就在一个不算最贫穷的村里，我所看到的仍是凄凉满目、民不聊生。

村里的老乡们穿得破破烂烂，孩子们常常衣不遮体。即使在深秋时节，还常能看到光着屁股的小朋友。老乡住的基本都是土坯房，而且长久失修，大都有裂缝和漏洞，禁不住风雨。住家大多没有院墙，只能用成捆的草挡一挡。由于当地日照不足，老乡们只能选择种植莜麦。当时的加工水平莜麦做成熟食并不好吃，难以下咽。但就是这种莜麦，农民也收获很少，不能填饱肚子，要靠大量的野菜作为补充。因此，只要是好天气，村里妇女、小孩都会结伴到野地里挖野菜。我和哥哥姐姐也会跟着他们一起去。野菜除了新鲜吃之外，还要晾干了储存起来，留着过冬吃，村中很多院子里、房顶上都晾着野菜。我家包括父母、我的三个姐姐和两个哥哥共八口人，又没有收入来源，生活很困难。我虽然只是短暂居留，却也体会到了旧社会农村的贫穷与苦难。

1963年在北京石油学院的方华灿

我第二次到农村是1964年，那时我在北京石油学院工作，去北京郊区农村参加“四清”运动。我所在的是北京顺义中阿(阿尔巴尼亚)人民友好公社奶子房生产大队奶子房东村生产队，我是奶子房东村的工作队队长。我们工作队乘坐北京石油学院派的卡车去的，一进村就看到农民正在忙着秋收，到处是晾晒的金黄色的玉米。我们的住所院子地上晾晒了花生、大豆、玉米、芝麻，还有准备冬季储藏用的大白菜、胡萝卜、红薯等，院内还拉着几条长绳，上面挂着的都是留着冬季吃的腌咸菜用的雪里蕻。因为种植了棉花，且棉花可以换布票买布，因此很少看到衣着褴褛的农民了。

丰收的时节，农民的喜悦溢于言表，与我二十几年前在包头附近看到的靠野菜糊口的情景，形成了明显的对比。

在生产队，我们工作队员都要在贫、下中农家里吃“派饭”。在与老乡同吃的过程中，我感到农民的生活已经改善很多了。不仅每顿都能吃饱，而且一个月还能“打一次牙祭”，吃上一顿细粮、炖肉，间或还换换花样。我们帮老乡一起推石磨，辗豆面，做成“驴打滚”，这可是北京风味小吃。开春，我们曾与老乡一起插秧种稻，秋收后，还可以吃上一点儿大米呢！

村里有文娱活动室，配有胡琴、锣鼓等乐器，一到晚上不少人去唱京剧，但是大多是上了岁数的老乡。1965年工作队离村前，我们用队员参加劳动所得全部工分购买了一些年轻人喜欢的乐器等，开辟出了青年活动室。这样，年轻人也有了活动的地方，每到晚上活动室歌声四起、琴声悠扬，有时，青年团支部还在那里举办团日活动。就这样，村里农民不仅物质生活有了保障，精神生活也日益充实。

改革开放大变样

我第三次到农村是2015年，那一年正好是我离开奶子房东村五十周年，我决定要回去看看。怎么去？1964年进村是学校派卡车送过去的，这次一打听，从我住的亚运村出发就有直达村子的公交车。

2015年到奶子房东村时的公交站牌

10月，一个晴朗的秋高气爽的好天儿，我顺利地乘上了直通奶子房东村站的公交车，汽车一直沿着宽阔整洁的柏油路前行。到站后，我怀疑找错了地方，眼前是笔直的柏油路，一排排整齐的居民楼，沿街还有不少商店、饭馆等。我仔细查看，公交车站牌写得很清楚，的确是奶子房东村。我又四处寻找，终于找到了一座钢结构大门，门上写着三个大字“奶东村”。于是我确信无疑，就是这个地方，村子已然大变样了。

2015年到奶子房东村时的村大门

走进奶子房东村村委会，一位工作人员非常热情，带领我边看墙上展出的村子的历史沿革照片及说明，边对我仔细讲解。她说：改革开放以后村子大变样，修了柏油路、通了电、有了自来水、建了崭新的居民楼。当我从照片上看到居民楼里，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居室内电视机、空调机等家用电器一应俱全，家具简洁大方，窗明几净，我高兴极了。当我发现一张生产队队部办公室的老照片时，更是倍感亲切、感慨万千。当时室内摆设的是一张长桌、几个长板凳和一个旧立柜。而对比现在的村委会办公室设施完备、办公用品齐全，真是天壤之别。

2015年到奶子房东村时的社区站门前留影

离开村委会，我在村里转了转。街上商店、超市人来人往，很热闹，酒店、饭馆里几乎座无虚席，很红火，我还发现有些居民楼前还停放着小汽车。村民告诉我，其中一辆小汽车是一位大学教授的，他经常带着家人回村里的父母家。这时我才了解到，多年来村里走出了许多优秀人才。

这些点滴的变化，都反映出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不仅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文化水平也提高了，精神面貌也有了很大改善。这次故地重游，我不虚此行，实地感受到了我国农村改革开放以后翻天覆地的变化，惊喜颇多。前不久，我从报纸上看到北京市公布了振兴乡村的示范单位，奶子房东村名列其中，我真是为它感到高兴！

台湾家人话脱贫

2010年方华灿在台湾与哥哥(左)合影

2016年，我去台湾看望哥哥，闲时经常聊天。1987年，他曾到北京看望过我们兄弟姐妹。因此，聊天时他常常盛赞大陆脱贫致富的成就：“这些年大陆发展很快，已经富起来了，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了，与1987年比相差十万八千里”。他说：“那时住在酒店，叫个出租车很困难，现在你们各家都有小汽车，出行多方便啊！”他还说：那时你们还要用我进关时配给的购物券，去指定商店买家用电器，现在可好了，想买什么都很方便。”

一次聊天，我提到1937年在包头附近农村的穷苦生活。他说：“我比你大几岁，带着你和妹妹一起跟着老乡去挖野菜，那时候是‘爪菜代’，很少有粮食吃呀！”我讲了我亲眼看到的农村这些年来的变化情况。讲到2013年至2016年，中国农村已有5500多万人口脱贫时。哥哥说，5500万人脱贫真了不起，共产党就是能办大事。我说大事多得很，三峡水库、青藏铁路、西气东输等等。他感叹这就是大陆政治制度的优势。

2021年2月25日，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我倍感振奋，由衷地感到做为一名中国人的荣幸与自豪。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我坚信，在乡村振兴新征程中，我们的国家一定会在党的领导下继续奋斗，奔向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取得新的更大的胜利！

方华灿，安徽定远人，生于1930年3月，中国石油大学(北京)退休教授。1952年毕业于北洋大学机械系，是北京石油学院建校之初首批从清华大学石油系到北京石油学院任教的教师之一。曾担任华东石油学院副院长，石油大学（北京）校务委员会副主任。

（编辑 魏志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