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大礼堂

赣闽粤原中央苏区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创建，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最大的革命根据地，是全国苏维埃运动中心区域。

中央苏区以江西瑞金为中心，主要包括赣南和闽西两个农村革命根据地。1929年1月4日至7日，中共井冈山前敌委员会在江西省宁冈县柏露村召开边界联席会议，决定由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他们以当地党组织领导的原游击区斗争为基础，广泛发动群众，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各级苏维埃政权，不断扩大革命根据地。胜利形势的迅速发展给予其他苏区斗争以引领鼓舞，得到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

1930年9月24日在上海举行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扩大会议上，周恩来讲到建立苏维埃根据地和设立临时革命政府的重要性时就说：以前“中央有过于机械的设想，以为中央政府一定要设在武汉，至少也要在长沙、南昌，而没有注意集中无产阶级领导的问题、统一指挥问题、统一法令与实现这一法令问题，殊不知这样是可以更兴奋苏维埃区域的群众，可以更影响全国的工农群众，这是建立临时中央政府主要的作用”。会议决定“中央政治局立即在苏维埃区域建立中央局”，“以统一各苏区之党的领导”。毛泽东、朱德领导下的赣南闽西根据地当时已成为全国力量最强、影响最大的革命根据地，自然成为设立中共中央苏区局和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首选地。正是在此背景下，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31年11月在瑞金召开，宣告成立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以瑞金为首府。这块革命根据地就被习惯性称作“中央革命根据地”或“中央苏区”了。

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至瑞金，与中共苏区中央局合并组建新的中共中央局，中央苏区进而成为中共中央所在地和全国革命的中心。1933年春，红军取得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央苏区发展达到鼎盛时期。其辖界包括今江西省的瑞金、会昌、雩都（即“于都”）、安远、信丰、寻邬（即“寻乌”）、兴国、宁都、广昌、石城、黎川，福建省的建宁、泰宁、宁化、清流、龙岩、长汀、连城、上杭、永定、归化等赣南、闽西广大地区，人口约300万。而在中央苏区的外围，还有环绕它开辟的游击区、半游击区，基本区面积约6万平方公里。在中央苏区存在和发展期间，曾先后建立中共江西、福建、粤赣、闽赣和赣南等5个省委及相应的省级苏维埃政府和军区。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连同地方红军共8万余人，第五次反“围剿”期间扩充至约10万人，另有赤卫队、赤少队等群众武装约20万人。

国民党反动派对红军和苏区的发展壮大十分恐惧，不断调集重兵对各苏区和红军进行“围剿”作战。自1930年11月开始至1934年10月，其最主要的战争行动都是针对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先后进行了五次“围剿”作战。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下，中央红军根据敌强我弱的具体形势，坚持“诱敌深入”和灵活机动的打法，先后取得了前四次反“围剿”作战的胜利。其后，蒋介石集团不顾日本侵略军大举入侵华北，中华民族面临更加严重的生存危机，继续推行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方针，调集100万大军开启第五次“围剿”作战，其中50万大军专门调集“进剿”中央苏区。尽管这种“围剿”规模是空前的，但如第五次反“围剿”作战能继续制定灵活恰当的战略方针，仍有可能取得胜利。但此时中共党内受王明、博古（秦邦宪）“左”倾路线的错误指导，中央苏区的军事指挥权又被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掌控，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方针，使这次反“围剿”作战始终处于被动，以致在红军遭到严重削弱、中央苏区大部丧失的情况下，被迫进行长征。

在大革命失败、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背景下，中央苏区的创建和发展壮大，如同飘扬在南部中国崇山峻岭间的巨大鲜红旗帜，宣示和鼓舞着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为革命而不懈奋斗的伟大精神。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央苏区特别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如同新中国的雏形，中国共产党首先和主要在这里的局部执政，为后来延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领导各方面建设，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留下了光荣的历史传统。

中央苏区的政权建设有力证明了“苏维埃制度优胜于历史上一切政治制度”。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明确政权的性质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毛泽东非常重视各级苏维埃政权的建设。1933年11月，他率领中央政府检查团先后到江西省兴国县长冈乡、福建省上杭县才溪乡实地调查，总结典型经验，随后写出了《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两篇调查报告。报告指出，工作任务提出以后，“问题是怎样动员群众去完全地实际地实行这些任务与计划”，“反对官僚主义的最有效方法，就是拿活的榜样给他们看”，“乡的中心在村，故村的组织与领导成为极应注意的问题”。这都对我党后来领导基层人民政权建设具有长期和重要指导意义。

中央苏区的经济建设留下了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宝贵经验和优良传统。中央苏区虽大体存在只有不到6年时间，又几乎一直面临着严峻的反“围剿”作战任务，但经济建设也始终是关系到中央苏区生死存亡的大问题。为广泛动员群众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运动，全面部署中央苏区的经济建设工作，临时中央政府先后召开两次大会，要求各级政府抓紧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消除认为战争忙“没有闲工夫去做经济建设工作”、要等战争胜利了“才能进行经济建设”等各种错误认识，强调对经济工作在领导方式上要群众化，反对官僚主义；在工作方法上要和群众商量办事，反对命令主义。1934年1月举行的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还规定：“现在我们的国民经济，是由国营事业、合作社事业和私人事业这三方面组成的”，“我们对于私人经济，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围之外，不但不加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奖励”，“合作社经济和国营经济配合起来，经过长期的发展，将成为经济方面的巨大力量，将对私人经济逐渐占优势并取得领导的地位”。这些经济建设的方针、政策和举措，在实际上逐步形成了一种根本不同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雏形，为后来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的形成、实践和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和启发。

中央苏区开创了系统的宣传教育事业。当时在中央苏区出版发行的报刊超过100种，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发行量曾达4万份，“战士的良友”《红星》报曾达1.73万份。《斗争》报、《党的建设》《苏维埃文化》等影响也都比较大。革命和大众文艺事业蓬勃发展，美国记者斯诺曾赞叹说：“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没有比红军剧社更有力的宣传武器了，也没有更巧妙的武器了。”中央苏区在非常困难的战争环境和经济条件下，建立了服务于战争、结合生产、适应群众需要的新的教育制度，包括针对儿童的免费的义务教育（如“列宁小学”）和针对成人的社会教育（包括业余学校、“识字班”等）。国民党一个高级将领谈及苏区教育时不禁感叹：“其教育问题，则颇堪吾人注意”，其成绩“已至是惊人”。

中央苏区为我们留下了“苏区干部好作风”优良传统和宝贵精神财富。中央苏区时期，我党开始有组织、规模性地建立干部教育体系。1933年3月，新合并成立的中共中央局建立了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承担着中央局党校的功能，任弼时、张闻天、李维汉先后担任过校长。其中还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是我党历史上第一个专门和系统组织各级干部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研究的学会。中央苏区高度重视干部作风建设。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指出：“必须反对贪污浪费现象，因为这种现象不但是苏维埃财政经济的损失，并且足以腐化苏维埃工作人员，使他们对于工作失去热忱与振奋精神的元素。”在中央苏区，党组织和红军内设有党务委员会，负责执行党的纪律。从临时中央政府到区政府都设立工农检察部（后改称“检察委员会”）、设立巡视员和工农通讯员、组织临时检举委员会。中央苏区的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的真实写照。

（作者：中国石油大学（北京）马克思主义学院 赵亮）

（编辑 李昕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