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戈革先生竟也走了。

　　25年前，我在北京念中国科学院的研究生，和我同屋的是许良英先生的弟子熊伟。一日熊伟对我说：“许先生告诉我戈革先生学问大，让我经常去请益，但是我每次去了，戈先生不和我谈物理学史，也不叫我读别的书，总是推荐我读金庸小说，这真奇怪。”我那时尚非金迷，但整天乱读杂书，我恰好在《中国石油大学学报》上读到戈革先生一篇论文，是对国内某物理学史名家进行商榷的，文中嬉笑怒骂，庄谐并陈，和我当时看到的“学术论文”大相径庭。例如，文章中竟会出现这样的句子：“真正wonderful也！”––这句话后来被熊伟学着到处用。

　　从这两件事，想见戈革先生有如此行止，不觉心向往之，于是有一天和熊伟一起去拜访了戈革先生，是为我们相识之始。初次见面，相谈甚欢。所谈内容已不能记忆，只记得我们谈到了香艳诗词，因为据熊伟后来告诉我，戈革先生事后对他说：“这个江晓原倒有些意思––他居然说自己喜欢香艳诗词。”前辈高人判断人物，常有见微知著之法，喜欢香艳诗词的，本来大有人在，只是人们通常不好意思赤裸裸说出来，而我却不辞坦然自陈。

　　从此就开始和戈革先生的忘年之交。我成了他家中的常客。我每次到他那里去，从来不谈天文学史（我的专业）或物理学史（他的专业），我们只谈旧诗词、武侠小说、金庸、篆刻、书法、名人轶事等等，总而言之，不谈任何科学史。不过，当他翻译的《玻尔集》开始陆续出版时，应我的要求，他每册都题赠给我，如果这算是涉及了物理学史的话，那或许就是我们交往中唯一的例外了。

　　从1985年开始，我成为金迷，但这倒并非戈革先生之故––事实上，他从未向我推荐过金庸小说。那么，他为何却屡屡向熊伟推荐？看来这是他的“因材施教”之法––也许，他知道我这样的人早晚会迷上金庸的，用不着他来推荐。不管怎么说，当我成为金迷之后，金庸小说就成为每次我去戈革先生那里聊天时的重要话题之一。我还从他那里见到了倪匡的《我看金庸小说》系列（“我看”之后是“再看”、“三看”……直到“十看”），我甚至将这十册书借回上海去看。

　　他对金庸小说有许多与众不同的见解。最惊人的见解之一是，如果让他在金庸小说所塑造的女性角色中选择爱人，他竟愿意选康敏––段正淳昔日的情人之一、丐帮副帮主马大元的夫人，这可是金庸小说中最为心肠狠毒的女人之一！其见解之特异，由此可见一斑。我多次建议他将他的见解写成书，与世间同好分享，然而他迟迟没有行动。

　　1986年，我修完了博士的全部课程，进入论文阶段，开始经常住在上海了，有一天却接到他的来信，告诉我他已经动笔写这本我一直在期待的书了，书名取作《挑灯看剑话金庸》。我听了非常兴奋，立刻做了两首绝句祝贺，不久他回信抄示“步韵谢江晓原博士宠题拙稿《挑灯看剑话金庸》二首”，其一云：“自翻新样论英雄，天理人情若个通，别有悲欢话兴废，肯将才地谢凡庸？”对此书的自信跃然纸上。

　　书稿完成后，我是此书的第一个读者––比责任编辑还先读。然而此书的出版却是好事多磨。最初是应科学出版社之约而写的，但戈革先生对于该社外聘的责任编辑改动他的书稿十分不满，出版之事就搁置下来。此后十几年间，这部书稿辗转于海峡两岸多个出版社之间，包括我为它寻找的几个出版社，一听有这样一部稿子，开始都很兴奋，可是看了书稿之后却都敬谢不敏了。近闻《挑灯看剑话金庸》终于被中华书局接受，出版有日，也算差可告慰作者于泉下矣。

　　戈革先生曾表示，他平生各种学问之中，有两门可以带研究生：一是物理学史，二是篆刻。篆刻一道，他自云绝无师承，是真正的无师自通。古今印人之中，他佩服的只有吴昌硕。虽然他未被篆刻界“承认”或跻身“篆刻名家”之列，然而有比较才有鉴别，将戈革先生的篆刻作品与时下某些所谓“篆刻名家”的作品一比，立见前者意蕴深远，古雅灵动，后者则匠气袭人，了无意趣。

　　我自己以前也曾从事篆刻，当然更是没有师承的野狐禅，只是读过一些前人印谱，通过实践体会体会奏刀的感觉而已。自从与戈革先生相交，见识了他的篆刻作品，顿时爽然自失，从此不再奏刀了。

　　然而不再奏刀却成了我的福分。我以前也附庸风雅自刻名章、闲章、藏书印之类，如今把玩旧作，自惭形秽，感觉再无一方堪用的了。谁知此时却“少年盛气消磨尽，自有楼船接引来”––有戈革先生赐印了！戈革先生为我治了名章，更有藏书印“江郎长物”、闲章“二化斋”（朱文白文各一）、“双希堂”、“有心受苦”、“无力回天”、“神游天人之际”等多枚，又泽及内人和小女，各赐名章。有一次他托许良英先生的弟子屈儆诚将一包他为我治的印带给我，屈非常嫉妒地问我：“我们平时向戈先生求一印都极难，江晓原你何德何能，戈先生竟一次给你治这么多印？”我嘴上只好说是运气好，心里知道这是因为被戈革先生引为知音之故。二十年来，这些印人见人爱，其中“江郎长物”和白文“二化斋”，是我最常用的两方，许多朋友都很熟悉，也曾多次见诸媒体。

　　戈革先生“印业”中最大的事功，是他作为超级金迷，发愿为金庸15部武侠小说中的人物制作印谱––凡1200余人，共1600余印（重要人物不止一印，还有题名等章）。这部《金庸小说人物印谱》堪称鸿篇巨制，更是“自翻新样论英雄”的特殊样式。印谱完成之后，戈革先生制成印拓十余部，承他不弃，本人获赠一部。遗憾的是，《金庸小说人物印谱》的出版，十多年来也是命途多舛，迄今尚在等待。

　　2002年，丹麦女王向戈革先生颁授“丹麦国旗骑士勋章”，仪式在北京举行。这是女王为了表彰戈革先生多年来对丹麦物理学家尼耳斯·玻尔的全面深入研究，并且翻译出版了玻尔全集的中文版。戈革先生为此赋了一首“辛巳闰四月，余获丹麦女王封为国旗骑士，佩勋章，感而赋此以自嘲叹”，他给我来信说：“授勋乃世俗之事，最不宜作诗词之题材。然而正如人们所常说者：我本无心说笑话，谁知笑话逼人来，终于还是作了一首歪诗，自谓不落俗套，有人指为仿李长吉，则吾岂敢！”这首“歪诗”戏仿唐代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句式，其中有“荷兰水盖忽临止”之句，将女王颁授的勋章比作汽水瓶盖，表现了他“以自嘲叹”的心情。

　　戈革先生的“正业”是物理学史，是国内这方面的翘楚和权威，这有他翻译的鸿篇巨制《玻尔集》和他发表的大量相关的学术论著为证，无需多言。他任职的单位则是中国石油大学研究生院（北京）。然而最奇怪也最令人惊叹的是，他同时又是天生的诗人！他那数不尽的锦心绣口和诙谐调侃，发为旧体诗词，实在是让人击节叹赏，佩服之至！可惜他在这方面的成就，“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曲高和寡，很少有人能够欣赏。说句狂妄自大之言，我可能是他在这方面最重要的知音之一（姑且加上“之一”吧，毕竟他唱酬的友人中还有钱锺书呢––但钱是否激赏他的诗则未可知）。

　　戈革先生早年曾加入张伯驹的诗社，当时经常与他唱和的诗友有周汝昌等人。他晚年将自己的旧体诗词编为《拜鞠庐吟草》一册（迄今尚未正式出版），“拜鞠庐”是他的自号。他先将一张A4纸对折，然后画上左右各九行的乌丝栏，对折处还有燕尾––完全描成旧时线装书的样子。再将这张A4纸复印数百份，接着就在这些纸上手自抄录历年诗词旧稿。事毕，再复印了十几份，赠送知音好友。赠我的这一份前有题记云：“晓原博士得余吟草，有嗜痂之赏，谓将什袭而珍藏之。虽称许过当，亦令老夫有加倍知己之感也。杜工部怀青莲句云：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我非谪仙人，何足以当此乎！呵呵！辛未白露玄天之行前二日古稀叟戈革记于蓟门烟树之北。”

　　拜鞠吟咏，有缠绵悱恻，风流旖旎者，如《鹊踏枝·和冯十四首》之四：

　　窗外辘轳惊报曙，揽颈无言，脉脉增离绪。鬓亸钗横冲晓雾，自摇双浆凌波去。

　　一枕相思情万缕，流水桃花，渺渺天台路。紫燕呢喃梁上语，来年飘泊知何处。

　　亦有游戏笔墨，打油玩笑者，如《登异香楼四首》之四：

　　半寸烟头作瓣香，路人相聚此一堂。登台雅似龙行雨，候缺急如狗跳墙。系带拖泥还带水，蹲坑跃马复横枪。若教西子蒙不洁，柳叶双眉点额黄。

　　他诗词中的《鹊踏枝·和冯十四首》，代表了他在艳情诗方面的最高成就，是他步南唐冯延巳原韵而作，不仅“置之古人集中几可乱真”，在我看来犹有过之──有些篇章比冯作更佳。况且冯作十四首相互之间并无联系，而戈作十四首则一气而成，隐隐构成一个美丽哀怨的浪漫爱情故事。有一次我们闲谈时，我曾就此向他求证，但他笑而不答，只是说：“诗本在可解不可解之间”。

　　戈革先生的一生，不能算很幸福，这个时代知识分子受过的罪，他都受过。这从他“一生不戴乌纱帽，半路常逢白眼狼”、“只望花荫重遇见，无人行处都行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