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8日出版的最新一期《Science》，刊发了中国石油大学重质油国家重点实验室、理学院材料科学与工程系崔立山教授研究组作为第一作者单位撰写的论文“A Transforming Metal Nanocomposite with Large Elastic Strain，Low Modulus and High Strength”（《一种超大弹性应变、低弹性模量及高屈服强度的相变金属纳米复合材料》）。这是中国石油大学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这本世界顶级综合类学术期刊上。

　　能够以第一作者单位在《Science》上发表学术论文，对于任何一个学校，任何一名科研人员而言都值得骄傲。然而在采访崔立山教授及其研究团队成员的过程中，让记者印象最深刻的恰恰是他们的平静与谦和。这个由崔老师领衔，三位青年教师和七位博士生组成的年轻的科研团队，面对成绩所表现出的严谨、低调，以及谈及学术研究的认真、热情，有些不同寻常，却又自然而然。

　　“做学问和做其他任何事情一样，人的境界最重要。”材料系主任陈长风教授的这句话，也许真正道出了崔立山教授和他的团队在潜心治学的路途中最强大的力量。

“不聪明，就要更专注更认真”

　　崔立山常常自嘲为一个“笨人”。他无数次问自己、问学生：“千人、万人、几十万人做不出的成果，我们凭什么做成？”答案是惟一的：无以凭借，只能靠吃别人吃不了的苦，付出比千人、万人、几十万人更大的努力，才能有所突破。

　　他所谓的“笨”，其实是20多年矢志不渝的专注。1985年，崔立山硕士研究生在读时，就开始从事金属相变材料的相关研究。所谓相变，最为人熟悉的就是水在零摄氏度时会结成冰，崔立山的主要研究内容是金属由一种固态向另一种固态的相变，这项研究在现实生活中应用最多的就是人们使用的金属零部件通过固态相变提高性能。20多年过去了，当绝大多数学者认为该领域已近“黄昏”而转向其它领域时，他依然还在坚持追寻相变领域与其他领域的结合点，期望在交叉融合中获得突破。他说：“没有‘夕阳领域’，只有‘夕阳人’。”正是这种执著和不放弃，促成了纳米线这一新兴领域与相变材料这一传统领域的“姻缘”，促成了这一篇《Science》论文的最终呈现。

　　他所谓的“笨”，其实是只求把一件事情做好的心无旁骛。2008年，崔立山的角色由中国石油大学研究生院负责人转为材料科学与工程系一名普通教师。他坦承自己不喜交际，不爱应酬，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做研究。在从事研究生院管理工作时，虽然工作任务繁重，但只要有空余时间，他就会思考一些学术问题，他的工作笔记本前面是行政笔记，后面是密密麻麻的学术札记。崔立山说：“与做行政相比，我更适合做科研。但是做行政工作的经历，让我更能体会学校行政管理人员的不容易，更满足于自己的教学与科研工作，也更加感悟了做人做事的道理：踏踏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做事，一定会赢得大家的认可。”由学校机关回到实验室，崔立山坐回“冷板凳”，努力屏蔽外界的纷扰，静下心来，全力以赴地投入到教学与科研中。

他所谓的“笨”，其实是抓紧一切时间的勤奋。时间是崔立山看得非常重的财富。他常说，想法随时随地都可能产生，时间浪费了看不见，挤出来就非常可观，可以用来做很多事情。不过他也笑言自己有时候显得不近情理：同事朋友到他办公室，聊两分钟闲话儿他就开始不安；朋友聚会吃饭他很难请动，即使去了，话题也会很快在他的带动下转向科研教学。在学生眼里，崔老师是一位能吃苦的导师，愿意在实验室工作，节假日不休息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学生们开玩笑说：“崔老师这么拼命，我们哪里好意思偷懒。”他的博士生、此篇《Science》论文的第一作者郝世杰说，他在美国Argonne实验室做实验时，经常要和崔老师就一些数据和稿件进行讨论，崔老师最多隔一天就会把自己的意见回复给他，“从许多邮件的发送时间看得出，老师常常要工作到深夜十二点后，他的勤奋和高效迫使我不断加快工作节奏，更高质量地完成实验，尽快出数据。”

“做学问真辛苦，也真快乐”

　　成功的背后一定有着不为人知的艰辛。可在崔立山和他的研究团队看来，搞科研虽苦，沉浸其中就可以甘之如饴。发自内心的热爱支撑着这份坚持，更赠予他们无穷的快乐。

　　2012年初，研究组决定将已经进行了三年的研究成果投稿给另一份世界顶级综合类学术杂志《Nature》。此时，青年教师姜大强电脑里的论文修改稿已有数十个版本，它们完整地记录了这项研究一步步成形、一步步完善的艰难过程。直到1月22日，农历春节的除夕，修改还在继续着。这一天，崔立山、郝世杰和姜大强分别在北京、美国和大连，当人们都已沉浸在节日欢乐中的时候，他们仨却隔着万水千山，还在通过电脑网络视频，一个词一个词、一个句子一个句子地反复讨论和修改着文章。2月1日，凝结了几十个人数年心血的论文投递了出去。

　　然而，论文通过了《Nature》期刊的两轮评审，却最终由于缺乏概念性的设计与猜想未得以刊登。倾尽心力、满怀信心却遭遇挫折，这对一个以年轻人为主的研究团队而言无疑是一个不小的打击。采访中，崔立山轻描淡写地一语带过了这次困境带给他的压力。他像平常一样，一脸笑意地继续鼓励学生们不轻言放弃。郝世杰清楚记得当时那种几乎要打垮自己的沮丧：实验，实验，无休无止的实验，几年没白没黑的努力真的换不来想要的结果吗？“那些天，老师每天都会上网给我打气，强调我们研究中理论突破的意义，分析论文需要完善的地方，让我相信这次失败不过是暂时的挫折。”

　　此后，崔立山带着研究组又开始了爬坡似的新一轮征程，挑战《Science》这个高峰。参考《Nature》审稿人的意见，他不断向国内外的专家学者请教，继续充实和丰富实验结果，进一步将理论概念与实验所得、测试结果等结合起来，把深层次概念的问题做得更为透彻，更有说服力。2013年1月，这篇又一次经过了无数次讨论和修改的只有短短几页的文章，最终以开创性的原子尺度猜想、崭新的设计理念、巧妙的制备方法、超常的材料性能、翔实的实验数据征服了两位审稿人，顺利通过了近乎苛刻的评审，敲开了《Science》的大门，并受到同期《Science》期刊的专题评论。

　　一个课题，历时几年，过程一波三折，结果不可预期，其中滋味，倘不身处其中恐怕无以领会。崔立山的学生王珊说起老师这几年的两次受伤，还是无法平静。材料制备实验耗时耗力，崔老师常常亲力亲为。有一次在实验室轧板时，一个飞溅而出的金属片打在了他的腿上，当时就血流如注，可他只是作了些简单处理，第二天又早早出现在实验室里。还有一次，崔老师跟腱受伤断裂，手术后医生叮嘱要少动静养，可他还是忍不住常来实验室，直至跟腱再次断裂，没有办法了才只好回家休养，但他还是每天通过网络视频与学生讨论。

　　不觉得枯燥辛苦吗？崔立山说：“搞科研多享受啊，做学术实在是太快乐了，又有意思，又不受约束，我太知足了。”而他的这种幸福观也实实在在影响着研究组的整个学术气氛。

　　论文开始起草时，正赶上姜大强的爱人生宝宝。他一边忙着写稿，一边照顾爱人和孩子，过度的劳累使他的气色很不好。他的父母从东北来看他，见他一周七个晚上都在实验室，老人心疼了：“你们是啥单位？咋总加班啊!”去年春节，他在老家过年时除夕夜还在网上用视频与崔立山、郝世杰讨论论文，他母亲急得说：“别做你们那个工作了，咱们回来放羊吧！”有时崔立山也会觉得他太辛苦，可他自己毫不在意。

　　博士生刘镇洋说，负责材料制备的姜江师兄很辛苦，实验室在地下，冬冷夏热，通风环境不好，他经常一呆就是一整天，感冒了很多次，却从不叫苦。姜江听了却摇头说：“哪有他们说的那么夸张，实验室挺好的，干起活来根本不觉得。”

　　觉得苦，是因为站在它的外面审视它、品评它；当它与你融为一体时，你感受到的只是心意相通的快乐。在一个未知领域的跋涉，探索，带给崔立山团队的，是真正的满足与快乐。

“学术交流是提高团队水平的重要途径”

　　在中国石油大学，化学及化工、地质、材料、物理等基础研究对微观表征手段的依赖性较强。近几年，学校加大了对基础学科、支撑学科的建设力度，2008年投入1600万元建成了能源材料微结构实验室，并将其作为重质油国家重点实验室、油气资源与探测国家重点实验室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能源材料与微结构材料实验室的负责人，崔立山自觉压力很大，“做好这个实验室的工作，不仅要为师生服务好，还要不断提高自身的研究水平。”现在，让他感到欣慰的是，实验室已经实现无休息日开放，每天上午8点到晚上22点都可以为来自校内外的师生提供服务；而这篇在《Science》上刊出的论文，也让他对未来实验室的科研工作充满信心。

　　“做研究，专注是根本，苦练内功是关键，学术交流是重要途径。”崔立山虽不爱应酬，但若遇到学术水平比自己高的专家，他绝对是“主动出击”，“厚起脸皮，不怕拒绝”，发邮件，打电话，请专家来学校，甚至为了与专家见一面专门赶到机场，想方设法向专家请教，拿出自己的研究结果与专家讨论。

    他说：“以这篇论文能够被《Science》刊载为例，北京工业大学国家电镜实验室的韩晓东教授早在2009年9月就对我们的投稿指向提出了建议；美国Argonne国家实验室的任洋教授对同步辐射试验与分析给予了指导；麻省理工学院的李巨教授对初始稿件水平的提升提供了帮助；澳大利亚西澳大学的刘亦农教授在论文文字表述方面提供了帮助。所以说，虽然论文主体学术思想与实验结果出自于我们自己，但如果没有后来与国内外著名学者的充分探讨，成果难以在《Science》期刊上这么快发表。”

    崔立山深知学术交流对于培养研究生的重要性。他常对学生说：“有些东西我也不懂，但是我可以请来这个领域的专家教你们。”早在担任研究生院负责人时，他就积极推动研究生“聆听大师，与大师面对面”的高端交流活动，请院士、专家到校为研究生开讲座，增长他们的见识。回到研究组后，他更是不惜投入，常邀请专家到实验室与学生们交流，同时支持学生通过各种方式到国内外学习、实践。

　　他说：“我水平有限，但只要向高手学习，我们团队的水平就能不断提升。”

“我是带着学生打猎的人”

　　在《Science》上发表论文，崔立山最高兴的是锻炼了研究队伍，“在高水平期刊上发表论文，对于研究生树立自信心、提高眼界、提升认知水平的意义太大了！”

　　崔立山一直强调：“这篇文章是研究生与教师集体攻关的结晶。”2009年5月，当时还是本科生的于存在做毕业论文时发现了材料的优异性能；2009年10月，硕士生刘明采用电解法制备出纳米线；姜江将材料的优异性能从95℃调整到室温；郝世杰利用同步辐射对材料性能机理进行表征；刘镇洋在北京工业大学做电镜检测；王珊、史晓斌、杜敏疏等分析了大量同步辐射数据；姜大强老师在参与稿件起草与修改过程中付出了艰苦的努力；杨峰老师在电镜检测方面进行了重要补充；郑雁军老师在研究的宏观布局方面给予了重要建议——在他心里，团队中每个人的努力都如此重要。姜江至今还清楚记得老师在团队学术交流平台上赞扬自己的那段话：“在材料制备过程中，他付出了艰辛劳动，尤其是他不计较个人名利、敢于冒风险、为集体甘于奉献的精神，为科研组师生所敬佩。”姜江说：“我们的每一点付出，每一点进步，老师都会看在眼里。”

　　崔立山很在意学生，喜欢学生，善于让学生联合攻关。他把指导学生做研究形象地比喻为老猎手带着年轻的猎人去打猎，年轻猎手个个都是快枪手、神枪手，但是他们还没有找到猎物踪迹的经验，不知道到哪里能寻找到猎物，在哪里守着能打到大猎物，当老师的就要像个经验丰富的老猎人一样，凭借自己的学识和判断力，帮助学生找到有价值的学术点，并引导他们实现学术目标。

　　论文的第一作者郝世杰是崔立山的博士生，从读硕士时开始就跟随崔立山学习。他家庭经济条件不太好，当年考研因为没有被第一志愿录取被调剂到中国石油大学材料系学习。入学时，郝世杰找到还在研究生院当负责人的崔立山，说自己因为钱不够不能办理学校入住手续。他走后崔立山心里很不是滋味，当天晚上就找人打听他的电话，怕他无处安身，直到听说他和在北京打工的姐姐在一起时才放心。虽然郝世杰本科的专业方向与崔立山的研究领域不一致，崔立山后来还是收下他做了自己的学生，帮他解决了不少困难，并对这个能力与个性很强的小伙子寄予了很高的期望，先后送他到北京工业大学国家电镜实验室和美国Argonne国家实验室学习，开阔他的视野，提升他的能力，在他遇到困难、感到困惑时，给予他无微不至的关心。崔立山说：“将郝世杰作为文章第一作者，不仅是他参与了稿件起草，完成了同步辐射实验，更为重要的是，他将在国家电镜实验室学习到的纳米线知识带回了科研组，利用美国Argonne国家实验室的同步辐射测试技术为许多博士生提供了帮助。”

　　杜敏疏的英文水平在研究组里数一数二，对学术研究有着浓厚的兴趣。保送研究生到崔立山门下后，这个很有主见的女孩子放弃了出国留学机会，留下来踏踏实实地跟崔老师学习。她说，她一直觉得自己很幸运，不仅跟崔老师学到了很多专业知识，更感悟到了在做人做事方面老师的言传身教。有一次做课题时，她遇到了一个交叉学科的问题，因为崔老师对这个领域也并不了解，所以她想去中科院物理所向相关领域的博士请教。结果崔老师亲自带着她从昌平坐地铁，直接找到了中科院物理所知名的教授。杜敏疏说，只要是学生需要，哪怕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老师也一定会尽全力帮助学生做到。

　　崔立山很享受与学生一起讨论学术问题时的民主气氛，经常将自己一些不太成熟的学术想法讲给学生听，希望吸纳学生们的不同意见来使想法进一步明晰。他说：“探索，就是要先有猜想，很多东西我就是没完全想明白，才找你们讨论。”他还教导学生：“告诉你们一个小窍门，你越坦承自己的不足，别人就越愿意帮你！”许多到崔立山研究组交流过的国外专家都对团队的学习能力和科研水平给予很高评价：“走了国内很多高校，感到中国石油大学的学生对科研有兴趣，敢于提问题，有自信，有想法。”　　

　　学术无止境。经过几年的拼搏，研究团队不仅收获了这篇论文，而且可望探索出相变领域与催化、纳米膜、磁性、超导等领域的交叉融合点，合作专家更是对他们未来的研究前景充满了希望：“你们开拓的领域将是‘富矿区'！”
    崔立山说，面对这样一个良好的开端，他感到自己的压力似乎更大了，“基础研究的最终目标不是发表文章，而是你的成果是否能起到引领作用。同时，作为研究生指导教师，我得加倍努力让每位学生都能登到学术山顶，感受‘一览众山小’的喜悦，并为学科建设和学校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