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华灿，1930年3月生，安徽定远人，1952 年毕业于北洋大学机械系，是北京石油学院建校之初首批从清华大学石油系到北京石油学院任教的教师之一。曾担任华东石油学院副院长，石油大学（北京）校务委员会副主任。

从九间房的一片荒野，到黄河入海口的盐碱滩，再到昌平新校址——中国石油大学在55年的发展历程中走过了三次建校的曲折道路。创业惟艰，可一代代石大学人从未放弃过发展学校、培养人才、奉献国家的追求。在校庆55周年之际，我们怀着油然而生的敬仰之情，走访了我校三次创业的见证者、参与者——我校原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方华灿教授。
　　初次走进方先生家时，外面正飘着清凉的小雨。居室简朴而整洁，先生微笑着为我们端上热茶。在氤氲的茶香里，在先生娓娓的讲述中，我们与他一起重温中国石油大学的三次创业，更细细感悟着他半个多世纪为石油教育事业而不懈追求、执著奉献的人生历程。

    奔赴玉门，积淀石油情怀
    1948年，方华灿先生考入天津北洋大学机械系。新中国成立后，他积极响应国家加快发展石油工业的号召，满腔热情地投入到了石油机械专业的学习当中。1951年到1952年，当时还是一名大学生的方先生与其他20名同学一起，几经辗转，历经艰辛，花了将近半个月的时间奔赴玉门油矿，进行为期一年的生产实习。
　　回想起大学时代的这段经历，先生的语气里顿时多了几分豪情：“从天津到甘肃玉门，今天坐火车只要不到两天的时间。可当年我们先得坐三天三夜的火车到西安，然后再坐上从玉门送石油到西安后返程的卡车去油田。一路上大家背倚着车厢坐在行李卷上，风餐露宿，饿了吃自备的大‘锅饼’，冷了就挤靠在一起互相取暖。可大家都不觉得难熬，只盼着早点到现场，早点投入实习。”
　　在玉门油田，等待他们的是更加艰苦的磨练。建国初期，师资和教材等都十分匮乏，当时国内甚至没有一套完整的石油机械方面的教材，因此要求学生们付出更多的努力，主要从生产实际中学习、实践、总结、提炼。玉门油矿地处荒凉的戈壁滩，自然条件和生活条件都很艰苦。进行钻井机械实习时，学生们跟着工人师傅三班倒。冬天的夜晚伸手不见五指，大家裹着粗糙的翻毛老羊皮袄坐在冰冷的卡车上，在戈壁上颠簸几十公里去接班，那滋味儿可想而知。还有一次，方先生在钻台上和工人师傅一起取岩芯，钢丝绳吊着一个岩芯筒向井筒内下放。下放的过程很顺利，但提升的时候由于钢丝提升速度过快，岩芯筒与滑轮猛烈碰撞，绳子绷断了，岩芯筒像炮弹一样，猛然向方先生站的地方射来，几乎擦着他的肩膀飞了过去。
　　在艰苦与危险面前，方先生和同学们没有人退缩。他在实习期间完成的钻井机械实习报告以及钻井套管受力分析等论文，因为内容丰富，后来被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总局拿去，成为建国后高校首批石油专业的参考教材。

    油院初建，实现三个“当年”
　　1952年，正在清华大学石油系任教的方华灿参加了北京石油学院的建校筹备小组，负责起草计划任务书，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可行性报告。这份计划任务书于1952年10月完成，11月，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正式批准创办北京石油学院。此时，离新学年开学只有短短9个月时间。
　　“即使是在现在，一所学校要实现当年建校、当年招生、当年开学，也是相当困难的。可在解放之初各方面条件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就凭着艰苦奋斗的精神，我们北京石油学院硬是做到了三个‘当年’！”遥想当年，方先生的话语间仍然是令人无比振奋的骄傲和自豪。
　　北京石油学院的院址被规划在海淀区九间房，也就是现在我们所熟知的学院路八大校区一带。九间房这个地方，顾名思义，就是这一带只有九间房，而这九间房，是从前为王公贵族守陵的人所建，其荒凉程度由此可知。1953年9月23日，方先生和其他师生从清华石油系迁至北京石油学院新址的时候，全校只有一座未完工的宿舍楼，教学楼刚开始打地基，根本谈不上能使用。可这也没难住全校的师生员工。宿舍楼上面未完工，几百名师生员工就勉强挤在已经完工的底下两层，教师在宿舍里备课；没有教学楼，就盖起几排临时的砖瓦房，一切的教学活动和行政办公都在那里进行；没有餐厅，就用苇席盖起了临时的食堂；没有路，师生们就自己筑路；没有实验室，教师们就努力联系清华的实验室，徒步到清华大学去做实验。到了冬天，临时的砖瓦房和苇席餐厅根本抵挡不住北京的寒风，刚出锅的热饭和汤菜不一会儿就变得冰凉；宿舍楼内洗手间、洗脸间尚未建成，大家只能在户外洗漱，有时候甚至连刷牙水都结了冰。即便如此，全校教职工和石油机械、石油钻采、石油炼制三个系7个专业600余名学生团结一心，以极大的热情和干劲投入到了边建校、边工作、边学习的创业热潮之中。
　　建校之初，专业师资和各方面的管理干部极度缺乏。一些著名的教授、学者放弃曾经或者即将拥有的优越生活和工作环境，从海外，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大连工学院等高等院校纷纷加入到北京石油学院的教师队伍中；一些党政机关、石油厂矿的干部也加入了北京石油学院的建设行列。他们的言行，成为“艰苦奋斗”精神的直接体现，并深深影响着一批批石油学子。
　　方先生说：“正是因为经历了艰苦创业的洗礼，北京石油学院在诞生之初便形成了团结一致、不怕困难、艰苦奋斗的风气和精神。这对于学校未来的发展而言，是一笔无法衡量的宝贵财富。”

    忍辱负重，东营再建校园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1969年10月，林彪发布“一号命令”，设在北京、上海以及一些省会城市的大批教育、科研、文化单位及高等院校等被外迁。在这一背景下，1969年11月，北京石油学院从北京搬迁至山东胜利油田，并改名为华东石油学院。
　　东营沿海的盐碱地上寸草不生，仓促的搬迁，让全校师生员工不得不面对一系列难以解决的困难。为了办学及生活，师生们自己动手烧石灰，脱土坯，盖起了冬天冷夏天热的“干打垒”房子，解决了住的问题；又在盐碱地上筑起了一条条简易道路，解决了雨季出行的问题。
　　由于当时物质条件的限制，国家每月给每人的15公斤口粮中大部分是白薯干一类的粗粮，很多人吃了消化不良。师生们就一人一把铁锹一把镐，开水渠，种水稻，补充口粮。回忆到这里，方先生开玩笑地告诉我们，其实种水稻也分累活和轻活，其中最累人的就要算插秧和收割了，因为干这两种活儿一弯腰就是一整天，工作完成了，把腰想尽办法直起来却成了一个大问题。
　　生活的困难再难也能克服，真正让老师们揪心的是如何尽快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他们一边背负着“文化大革命”的种种压力，一边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忍辱负重，埋头进行教学、科研和其他工作。为了尽快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在非常时期也能为国家输送合格的石油人才，教师们根据当时招收的工农兵学员的实际情况，加班加点编写新教材，将抽象的理论更多地归纳成一些简单易懂的知识要点，方便了低起点学员的学习。搬迁造成许多实验用和教学用仪器设备不能及时就位，有些仪器由于空间或者人力的限制，甚至一直都没来得及开箱，只能堆在学校的路旁。教师们就克服困难，带领学生到油田实习，争取在实践的过程中教学生学习到扎实的专业知识。
　　在那样一种动荡不安的情况下，是怎样的信念支撑我们的老师坚持着教书育人的工作呢？对这一问题，方先生沉思了许久，然后严肃地一个字一个字地说道：“这种信念，就是做一个忠诚于教育事业的教师，这是教师的本职，即使是忍辱负重，我们仍然要培养出合格的人才！”也正是因为这样一种信念，华东石油学院在动乱中没有被压垮，维持住了办学的延续性。

    北京重建，石大再创辉煌
    1981年，华东石油学院开始在北京石油学院原校址建立北京研究生部，开始了我校在北京恢复办学的新的时期。1988年，学校正式更名为石油大学，初步形成了两地办学的新格局，石油大学（北京）也正式踏上历史舞台，踏上了蓬勃发展的新征程。
　　1992年，方先生调至石油大学（北京）任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时，正值昌平校区加速建设时期。已在昌平扎跟立足的我校校园校舍基本建设进展迅速，教学、科研、管理各项工作也逐步健全。又经过十几年的建设与发展，通过全校师生员工的共同努力，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目前在校生规模已超万人，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等方面的影响力和美誉度都有了跨越式的提升。
　　方先生说：“时代在进步，国家在富强，我们中国石油大学的发展也是日新月异。但是有一点没有变，也永远不应该变，那就是我们的校风：实事求是，艰苦奋斗。我们学校的发展史，就是一部艰苦奋斗的历史。艰苦奋斗是优良的传统，更是一种不灭的信念，激励着广大教师，鼓舞着莘莘学子，永不懈怠，百折不挠。正是有了这种精神，石油大学才能有如此辉煌的今天；也正是有了这种精神，我们才会对学校更加美好的明天充满信心！”
　　在玉门油矿实习时，当时油矿大礼堂中挂着的一幅油画给方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油画描绘的是玉门油矿的创建人孙健初先生和另两位采矿专家严爽、靳锡庚先生在戈壁滩中牵着骆驼自酒泉向玉门行进的情景。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那幅画面依然清晰地烙刻在方先生的记忆中。他对我们的期望满怀深情：“石油先驱们为我们留下了无价的精神财富。作为未来的石油工作者，同学们要继承和发扬石油优良传统，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迎接各种挑战。虽然现在石油行业的工作条件与几十年前已不可同日而语，但艰苦奋斗的精神不会过时，奉献国家、报效人民的信念不会过时。拥有了它们，你的人生才是高尚的，才是精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