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妙兰

人生的几段历程

李妙兰

母校60周年校庆，为我们快乐的晚年生活增添了无穷的自豪感和幸福感。我们虽年逾古稀，却仍健康愉快地生活着，还有机会拿起手中的笔，书写我们多彩的人生，书写我们对母校深深的眷恋，多么美好！

青春似火，豪情澎湃——难忘的大学生活

我出生在广东中山小榄镇，长在广西梧州市。那是一个三面环山，漓江下游与西江汇合的地方，风景优美。我和同学们一有空就游荡在故乡的青山上，畅游在碧绿的河水中。我热爱大自然，但更向往北京。1953年高中毕业时，我报考了北京的石油、地质、矿业学院，最后被录取到北京石油学院钻采系。

1953年10月初，我怀着对北京的向往、对未来的憧憬去学校报到。刚从清华大学石油系转到北京石油学院的老同学，热情地把我们600多名新生迎进新校园，送到宿舍，帮我们打开行李铺好床，缺什么就立刻把他们自己的东西拿来给我们用，让我们心里倍感亲切。

我们迫不及待地在校园里走了一圈，那时校园用铁丝网围起来，到处是工地，道路坑坑洼洼，已经建成的仅有南、北教学楼和快要完工的工字楼，还有临时突击盖起的10栋砖瓦平房和草棚食堂、露天厕所等。我们入住的工字楼因上下水管尚未接通，要到临时草棚食堂洗脸洗头，女生冬天洗完头回到宿舍头发就结冰了，梳头都很费劲。上制图课是在红平房，冬天同学们要轮流提前去生炉子，我不会，被烟熏得眼泪直流，同学们知道了都来帮忙。

学校当时的情况我们都很理解，因为北京石油学院1953年1月才开始筹建，当年10月初我们第一届新生就走进新校园，当年建校、当年开学，这已经是创造了一个建校奇迹。感谢老革命贾皞和曹本熹教授等建校功臣们！

当时我们的生活条件虽然简陋，但教师队伍却非常优秀。以清华石油系为主，从全国多个高校调来了一批基础课、基础技术课的教授及骨干教师，从玉门、四川、延长等油田调来了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专家学者，共同组成了这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200多人的教师队伍。他们各具专长和特色，给我们传授知识和技能，还用亲身经历教育我们练就本领为祖国石油事业作贡献。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教师们身上，就体现着现在提出的北京精神：“爱国、创新、包容、厚德”，并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们一代人。师恩难忘！

我们钻井系1953级入学后经过调整共有96人，分三个班，我被安排在钻井专业1953级3班。同学之间团结友爱，特别是我们班的老革命潘冬大姐，更是从思想上、生活上对我们无微不至地关怀，在她的影响下，我1956年2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大学四年共安排31门课程、3个课程设计、3次实习。1955年夏天，由江开宣老师带队，我们到玉门油矿进行认识实习。从北京乘火车到兰州，从兰州乘敞篷卡车经武威、张掖、酒泉到玉门。行李放在卡车车厢里，人坐在行李上，东张西望，有说有笑，尽览西北风情。同学韩伟丰是从泰国回国的归侨，他突然站起来惊叫：“大家快看呀，奇怪的马！”我们顺着他指的方向望去，原来是排列成行的骆驼，把我们乐得前仰后合，合不上嘴。经过万里长城终点嘉峪关时，大家还兴致勃勃地跑去一游。

到玉门油矿后，我们几乎每天乘坐卡车在祁连山里绕来绕去，到鸭儿峡、石油沟等钻井队参观学习钻井生产全过程，初步体会到石油工人“不怕苦、不怕累、不怕脏”的革命精神。

1956年夏天，由黄匡道老师带队，我们去重庆綦江石油沟进行生产实习。

1957年年初，我们分别去新疆、玉门、四川石油局进行毕业实习。沈忠厚老师带领我们36人去玉门，有15人留矿做毕业设计，我是其中之一。在玉门实习期间，沈老师还带我们到嘉峪关一带春游，印象深刻。

回顾大学四年，毛主席作出了“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的指示；党中央提出了“向科学进军，做又红又专的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号召；第一个五年计划也在1953年开始执行。我们感到欢欣鼓舞，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充满干劲，“我为祖国献石油”就是我们的心愿。毕业分配很简单，“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不是口号，而是同学们的实际行动。1955年7月6日，克拉玛依1号井开钻，拉开了克拉玛依石油大会战的序幕，所以填分配志愿时报名新疆的人比较多。除曹玲同学因工作需要提前抽调当教师外，其他人全部分到油田。分到新疆的同学有31人，其中在新疆毕业实习和设计的约16人自愿留在那里工作，不回京参加毕业分配了。从北京分到新疆的有15人，其中就有我。

短暂的一瞬——永恒的回忆

我们从北京分到新彊的15位同学非常高兴，怀着对未来的向往，踏上新的人生征途。临行前，沈忠厚老师借钱给我买了一件厚厚的防寒皮上衣。

1957年9月初，我们一起出发去新疆石油管理局报到。我和裴鸿祥等四人分到了克拉玛依外探区白碱滩钻井处，那是一片一望无际的盐碱沙漠地。该处有十几部钻机，打的全是中深探井，设备操作起来非常笨重，除个别井队有极少负责“捞沙”的女同志外，全都是身强力壮的男子汉。处领导最初把我分配在办公室工作，我坚持要去井队，后来把我分到使用能钻1200米的罗马尼亚“贝乌”40钻机的钻井队。队长是有丰富实践经验的老工人；技术员是陈元顿老师，他是北京石油学院1957年秋调去支援克拉玛依会战的十几位教师之一，我感到特别亲切。我是实习员。全队30多人，分四个班组三班倒，我和工人一样倒班，上下班都是坐敞篷卡车，行程大约半小时。冬季严寒，气温最低达零下30摄氏度，还经常刮起8级以上的大风，风沙扑面而来。我们头戴厚厚的老羊皮帽，身穿重重的老羊皮大衣，脚穿厚厚的长筒毡靴，爬上卡车大家紧缩一团坐在车厢板上。

到井场后，我争取各个岗位都能顶岗独立操作，如扶“刹把”正常钻进或起下钻，起下钻时提卡瓦、打大钳、拉“猫头”或上26米高的二层平台解扣吊卡、钩放钻杆钻铤，以及到38米高的天车打黄油等。钻井大多数操作主要靠力量和技巧，实践出技巧，可上天车打黄油真是锻炼勇气。夏天气温高达40多摄氏度，起下钻时钻井液从钻杆接口喷出往往溅湿外衣，身上汗水湿透内衣，安全帽闷得头发全湿了。而我们住的是地窖，没洗澡房，下班后只能用水擦擦身洗洗脸，太累时头就懒得洗了，直到从头到身越来越痒，才发现是长了虱子。

1958年6月，我调到3202钻井队当技术员，使用能钻3200米的苏联“乌得”钻机，打的是201号深探井。该队队员基本上都是维吾尔族工人，队长是个有俄罗斯族血统的维吾尔族大男子汉，还有指导员。我们配合得很好，分别带班上岗。但不久发生“伊犁事件”，队长去苏联了。处领导要我代理队长兼技术员。从此以后，需要时我两天上三个班，有空也参加岗位操作，工作忙碌而充实。

有一天，我突然发现乌尔河方向涌来洪水，很快就淹没了井场，深度在半米左右，被迫停钻。等了一段时间洪水仍不退，我想出一个办法，以井台为中心，筑一条宽60公分左右、近似椭圆形的围坝，再把围坝里的水抽出去。我和指导员领着全队30多人齐上阵，乘几辆卡车到远处砍枯死的胡杨木，粗的埋在地里作围坝两侧的桩子，高出水面十几公分，小的树枝贴放在埋好的两条环形柱子之间内侧，然后在水下挖砂土填入中间。围坝筑好后，用井场原有的钻井泵把坝里的水抽到坝外，井场晒干了，又继续钻井了。我们上下班来回趟水，而常用的柴油、钻头等器材用马拉船的办法运抵井场。到深秋水很凉了，趟水上下班难以坚持，我们又筑起一条长堤坝直通井场，人在坝上走，再不用趟水了。

当时石油工业部正在召开克拉玛依现场会，全国各油田及石油院校的领导都来参加。大会组织代表到我们201井参观，母校的阎子元院长也来了，见面时长时间紧握我的手并夸奖我一番。201号探井于1959年2月27日完钻，井深2765米。我们接着又打另一口深探井。我和维吾尔族工人相处很融洽，上班各就各位，下班有说有笑，他们叫我“铁姑娘”，有位工人用维吾尔语调的普通话当众开玩笑地说：“李队长，你很能干，很漂亮！”所以工作虽然累，但我很快乐。

忠诚党的教育事业——长期从事高校管理工作

1959年8月，我从新疆调回北京石油学院。在生产处实习科工作近3年后，就调到教务处，先后在教务科、教学研究科工作，后来担任教务处副处长，共22年。在此期间由于“文化大革命”，学校于1969年迁到山东东营胜利油田，改名华东石油学院。在教务处工作时，我重视深入教学一线调查研究，经常参加教研室教学研讨会，去课堂听课；找老师学生个别谈话，共同讨论提高教学质量有关问题；去测井教研室蹲点，和老师们一起带领学生到胜利油田测井队进行生产实习等；还多次到清华、北大等学校对口调查。在此基础上，我们结合学院实际情况，组织制订了各年级各专业教学计划；制订“教务通则”、“教师工作量试行办法”等规章制度以及“师资队伍建设规划”、“改革教学管理，提高教学质量”、“关于加强教材建设的意见”、“关于加强外语教学的决定”等文件。这些规章制度及文件，对当时稳定教学秩序、提高教学质量起了重要作用。在教务处工作期间，我曾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两次获学院嘉奖。

“文化大革命”结束，教育战线迎来了又一个春天。1984年9月，石油工业部调吴林祥和我到西安石油学院任职。西安石油学院创建于1958年，“文化大革命”中改建为石油仪器二厂，1980年恢复重建。我被任命为科研处处长，任务是筹建科研处并开展科研工作。开始时只有我一个人和一间办公室，我首先办了三件事：一是召开科研工作会议，统一对普通高校是否要搞科研的认识；二是到西安交大、西北大学等高校科研处对口了解科研管理规章制度和经验，结合实际情况，制订了学院科研管理规章制度；三是带领学校骨干教师到长庆、辽河、新疆等油田调查并寻找科研课题。老师们有了课题后，满腔热情地开展科研工作，我们科研处积极为老师们开展科研创造条件。经过5年的努力，学校的科研事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我还被评为了石油工业部1987年度科技管理先进工作者。

1989年12月我又调回母校工作，担任经济管理系党支部书记兼副系主任。在系领导班子支持下，我主要做了以下几件事：一是抓干部队伍建设，当时三位系领导年龄都在55岁以上，我们打破常规，采用“小步快走”的办法提拔青年干部，1992年将一位担任系主任助理只有半年多的青年教师提拔到副系主任岗位，还任命了4名青年教师分别担任教研室正副主任。二是抓教师队伍建设，重点抓引进人才和教书育人，使教师队伍在当时严重流失的情况下从16人发展到23人。三是抓党的建设，在青年教师和学生中发现并培养入党积极分子，全系党员由4名发展到46名（教师15名，学生31名），成立了党总支。四是抓学生工作，“卡死一头”——学风和纪律，其他放开，支持学生开展多种文体活动，使他们生动活泼地全面发展。在全系上下的共同努力下，刚刚恢复不久的经济管理系逐步走上正轨，建立起三个教研室；专业从一个发展到三个；学生人数从45人发展到429人；硕士生从26人发展到43人，为今后进一步发展打下良好基础。

1995年3月，我退休了。回首往事，我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没有失落、没有遗憾、没有寂寞。退休后我好似攀登高峰后到达了夕阳照耀下的芳草地，尽情享受晚年生活，充分享受亲情、友情和大自然美景。我参加了退休职工的登山队、摄影组、美食组，还与同事们和老伴到国内外旅游，而旅游中我敢于挑战、敢于冒险的脾气还是时常“发作”：在泰国芭提雅岛乘降落伞在蓝天上转了几圈，到四川大渡河漂流了一次，在贡嘎雪山海螺沟冰川瀑布下走了一回。大自然多么美！人生多美好！我们能有多彩人生和快乐晚年，都要感谢我们的党、我们的祖国、我们的母校、我们的老师，恩情难忘！衷心祝愿母校明天更美好，培养出更多的栋梁之才。

 

作者简介

 

李妙兰，女，广东中山人，生于1935年2月，1953年至1957年就读于北京石油学院钻采系。曾在新疆石油管理局克拉玛依油田工作，此后在北京石油学院教务处、华东石油学院教务处工作，1984年调任西安石油学院科研处处长，1989年调任石油大学(北京)经济管理系党支部书记兼副系主任。1995年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