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世诚，中国石油大学（北京）退休教授，获有突出贡献教育专家称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他在中国石油大学任教37年，潜心从事政治理论课教学与研究，开设并讲授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等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他说，自己虽然缺少成为某一学术领域处女地开拓者的条件，也很难成为某学术园地的大面积庄稼的收割者，但相信自己能够成为一个勤奋的“拾穗人”。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结合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现实背景，余世诚向本报记者分享了他寻找《共产党宣言》最早中译本和重要党史人物杨明斋的经历，动情讲述了最早的《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在艰苦的战争岁月中得以保存下来的历程及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在农村传播发展的革命故事。他热切期望年轻人多学党史，掌握马克思主义真谛，把国家建设得更加富强民主美好文明……

一穗一鞠躬 感悟苦与甜的辩证

每年六月是农民忙于收割麦子的季节，称为“麦口”。余世诚小时候常跟着母亲去收割过的麦地里“拾穗”，把遗落的麦子一穗一穗拾起来放进提篮里。一个麦口下来，总能捡上斗儿八升的，或补贴家用或换点儿学费。“拾穗”是件苦差事，母亲领着他一大早就离家到乡下，顶着烈日一块田一块田去捡，直到夕阳西下才回家。拾麦时，总是一穗一弯腰，每拾一穗就得鞠一躬，百穗百躬，一天不知道要鞠多少躬。中午吃的是自带干粮，渴了找个水井就着井水喝上几口。接着，再鞠躬再拾穗，常常疲惫不堪。但看到满篮子金灿灿的麦穗时，他心里很有成就感，特别开心，觉得一天没有白忙活。

1956年，余世诚离开家乡到北京上大学，以后就再也没有拾麦穗的经历了。但儿时拾穗的苦与甜深深印在了他的脑海里，并一直影响着他整个人生。拾穗，似乎零碎，但能集少成多，颗粒归仓。“不怕慢，就怕站”是家乡拾麦时常说的老话，余世诚常用来形容自己，干什么事都要有恒劲儿，实实在在，不间断地去努力。几十年来，他善于从身边做学问，在教书过程中收集整理了许多历史人物及历史事件资料，不停地调查研究，像是在一穗一鞠躬地积累，一篇一篇地做文章，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迈进……

慧眼识珠 苦寻不得的“第一经”终被发现

1920年8月，经多方努力，由陈望道翻译的国内第一个全译本《共产党宣言》在上海出版。它一经问世，就受到工人阶级和先进知识分子的热烈欢迎。其后，《共产党宣言》出版了10多个版本，发行上百万册，而陈望道译本可谓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经”。但是，“第一经”具体何时在中国出版的？它是什么模样？这些问题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还是谜，陈望道本人也无法说清楚。因为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最早的中文版本《共产党宣言》实物未见。而余世诚的一次发现，让《共产党宣言》最早的中译本终于浮出水面。

“1984年，我当选为山东省东营市政协委员。在一次视察时，广饶县博物馆馆长说馆里保存有一本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想请我们看一下。书拿到手，我一看封面标题竟然是《共产党宣言》，而内页的第一页又写着《共产党宣言》，显然封面出现了印刷错误。我接着翻到版权页，上面赫然印着‘原作马格斯·安格尔斯’‘翻译陈望道’‘1920年8月出版’等字样。”余世诚读研究生时第一本专业书便是《共产党宣言》，里面的每一句、每一段都拿出来钻研背诵过，后来又从事多年马克思主义教育工作。专业敏感让他马上意识到，弄清这本书的来历将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因为它极有可能就是《共产党宣言》最早的中译本。

当时，因为经常在很不科学的条件下展览，那本书已几乎散架，纸张变得焦脆，封面颜色也褪了。余世诚和同事们怀着兴奋又急迫的心情，当即向山东省领导作了报告。随后他们又报告了中共中央编译局，组成了由石油大学、中共中央编译局、东营市政协和广饶县相关同志参加的联合调查组，围绕该书的版本、传播、保存和征集等，到广饶县刘集村召开调查会，赴济南、上海、北京访问知情人，查阅历史档案，开展了广泛的调查和深入的考证工作。鉴定结论表明，它确实就是那本苦寻不得的首版《共产党宣言》，出版时间比已发现并保存在中国革命博物馆的浅蓝色封面的“再版”本早了一个月。

传播党史 为“大胡子的书”“立传”

恰恰就是在考察走访“第一经”的过程当中，这本被刘集村民们称作“大胡子书”的传承经历，深深打动了余世诚。

此书最早由济南早期共产党员张葆臣阅读和保存，1925年大革命热潮中传到女共产党员刘雨辉手里。1926年春节，刘雨辉把此书带回故乡广饶县刘集村，送给刚成立的刘集党支部。刘集党支部书记刘良才把它作为教材，带领全村党员和群众学习。因为该书的封面印有马克思的肖像，村民们称它为“大胡子的书”。

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屠杀共产党人，刘良才被捕前把此书交给支委刘考文。不久，刘良才惨遭杀害，刘考文也被敌人追捕。被捕前，刘考文把此书转移到党员刘世厚那里。从此，此书便在刘世厚家里东藏西藏，躲过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屡次劫难。最严重的一次是在1941年1月18日，日伪千人“扫荡”刘集村，烧房500多间，杀人83口，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刘集惨案”。当时，刘世厚已逃离出村，但当他看到火海将吞噬他的家舍时，便冒险潜回，从房壁中救出了此书。一直到解放后，他才把此书取出，重新装订，放进小漆匣，精心保存起来。他始终把此书作为对牺牲战友的纪念和崇高信仰的寄托。1975年，84岁的刘世厚老人把自己用生命保存下来的这本“大胡子的书”捐给了县博物馆。

感动之余，余世诚奋笔疾书，据此撰写了调查报告和纪实文章《一本<共产党宣言>的传奇》，先后在《瞭望》《新华文摘》上发表，被18家报刊转载。这本中共“第一经”，不仅对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史、中共党史以及毛泽东思想发展史等有重要的科学价值，而且本身就是一曲用鲜血和生命谱写的传承革命信仰的赞歌，被视为对后来人进行革命传统、革命信仰教育的绝好教材，“中国共产党人的传家之宝”。  

历时十载 寻找中共建党“牵线人”杨明斋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站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的重要节点上，回顾我们党百年来的奋斗历程，有这样一位长者值得铭记。李大钊称颂他“万里拓荒，一身是胆”，周恩来赞誉他是对建党多有贡献的“忠厚长者”。他，就是“南陈北李”建党的“牵线人”——杨明斋。杨明斋曾作为共产国际工作组的翻译和向导，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主义者之间牵线，在“南陈北李”以及北京、上海、济南等地共产主义者之间牵线，为中共的成立做了大量的联络和准备工作。作为建党牵线人，他在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后的去向却不为人知，最终下落如何更是始终成谜。为了揭开这位“忠厚长者”的神秘面纱，余世诚于1979年至1989年间展开了探寻杨明斋生平事迹的曲折历程。

1981年8月18日，一次偶然的机会，余世诚在看望老党员黄秀珍时聊到杨明斋，“我认识杨明斋！”听闻黄秀珍的话，余世诚喜出望外，赶忙顺着线索询问下去，才了解到杨明斋原来是山东平度人。

余世诚多次赴平度调查后，终于较为准确地搞清楚了杨明斋的生辰、家境以及1901年“闯俄罗斯”的许多情况。其中，关于杨明斋于1925年秋至1927年秋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工作和生活的情况，余世诚是在走访该校的老校友伍修权、李培之、黄秀珍、李锦蓉、王哲等老人后得知的。而杨明斋1927年秋后的去向，详情不明，这让余世诚的调查又断了线。

1984年，何连甲、宋敏之两位老同志来信称杨明斋曾于车轴山中学任教，这让余世诚一行人眼前一亮，他们当即分头访问这两位老同志。线索由此扩展开去，他们又调查访问了李尔重、吴德、刘尚之、宋匡我、杨向奎等老人。这些杨明斋教育过的学生，以充实的资料填补了他在1927年秋至1930年间的空白。

正当余世诚苦于找不到杨明斋在1930年后的下落时，年逾九旬的著名翻译家曹靖华给他们提了一份非常重要的史料：“在我与周恩来总理聊起杨明斋老师时，总理告诉我，他早就去世了。据说他生病后，苏联送他到西伯利亚养病，那里的条件比较好，但后来病死在伊尔库茨克了……”

这位忠厚长者究竟是在什么时间和怎样死去的？线索中断，初心不改。“我们后辈史学工作者，有责任去调查清楚，以了前辈的遗愿。”余世诚说。1988年10月，余世诚以最“中国”的方式给时任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写了一封信。次年2月，他收到了苏共中央委托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吉塔连科的回信，信中详细说明了杨明斋1930年后在前苏联居留情况以及牺牲的原因，杨明斋在苏联的最后岁月得以重现。

余世诚一行人苦心寻找了10年，结果令人感动又使人感慨万千。但是，他们10年的心血没有白白付出：这位在历史褶皱里被隐埋几十年的党史人物，得以重现在世人面前。余世诚等人的调研历程及成果，在党史学界和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和关注。全国党史人物研究会副会长胡华称这是“党史人物研究的一个突破，填补了一项空白”；全国党史人物研究会顾问伍修权欣然为《杨明斋》一书题词：“杨明斋同志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孜孜不倦工作的伟大献身精神，值得我们永远纪念和学习。”

教书育人 红色精神薪火相传

当年，得知杨明斋是平度人后，余世诚在他的中国革命史课堂上讲述了杨明斋的事迹，呼吁同学们协助查找这位党史人物的故居。平度籍的同学纷纷找他领取调查任务。教职工中的平度籍人，也怀着浓厚兴趣加入其中。平度县委机关报《平度大众》刊登了寻人启事，有线广播常常广播，在平度全县也掀起了一个“杨明斋热”。平度马戈庄村民杨景宝看到《平度大众》刊登的寻人启事后，赶紧找到另一村民杨德信：“你看报上说寻找你伯父呢！”杨德信看后，认为报上寻找的杨明斋，正是他的伯父，就投书平度党史办说明了情况，平度党史办当即冒雪赶往马戈庄核实……

不管是课堂内外掀起的“杨明斋热”，还是全员寻找并汇报杨明斋故里的过程，都让党史教育从室内转向室外，让师生从“听众”变为“主讲”，从“被动接受”变为“主动思考”，把党史故事讲得更加有生命、有血肉、有力量。说起这段旧事，余世诚感慨良深。讲好“党史故事”，是他终身的责任与爱好。而今虽八五耄耋，仍乐此不疲。建党百年之际，他创作出“余老师讲党史故事”四十讲，以微信公众号形式陆续推送给广大师生，内容涵盖“一本共产党宣言的传奇”“让党史粘上石油的芳香”“毛泽东的教师情结”等，深受师生欢迎。

1998年退休至今，余世诚一直担任党支部书记，在思想政治上从未“退休”。他率领支部党员关注党和国家大事，尤其关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2017年被北京市教育系统“关工委”表彰为“有突出贡献的五老代表”。在不停顿的学习、学习、再学习中，他以党的创新理论为指导，著书立说的写作从未停步，退休后依然年年有新作或新著，至今已发表文章50多篇。

本文见报前夕，余老收到喜讯，他的学生张来斌等多位石大校友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一生坚持“教书做学问，偷闲弄丹青”的余老，这几天正忙着作画，以赠以贺。

详情见链接：http://www.cprt.com.cn/newspaper/details.html?id=1450233&gid=1450237&docid=1450248

（编辑 李昕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