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被称作“贾立群牌B超机”，这台“机器”的准确率几近百分之百。他的超声诊断书摞起来有50米高。为了避免塞红包，他把白大褂上的口袋缝死了。多年来，中午为了给加号的患儿做B超，他几乎没吃过午饭——

一到了医院，贾立群就“变成了另一个人”。

这个在妻子眼中粗线条的男人，不会做饭洗衣，常忘了去车站接孩子，掏错门卡，总找不到老花镜放在哪儿。办公室也乱成一团，还不肯让人帮他收拾。有时候忙起来，他甚至会穿着两只不一样颜色的袜子去上班。

但一坐到B超机前，贾大夫就变成了外科同事口中的“阑尾炎确诊标准”、内科同事口中的“B超神探”、患儿家长口中的“贾立群牌B超机”。

他今年60岁，在北京儿童医院工作了36年，确诊了7万多个疑难病例，挽救了2000多个患儿的生命，超声诊断书摞起来有50米高。2008年，数十例由三聚氰胺引起的肾结石患儿被他发现、确诊。

如今北京儿童医院平均每天的门诊量达8000人次，其中有十分之一左右的病人，需要通过B超检查。医院宣称：“贾立群B超的确诊率，几乎是百分之百。”外科大夫碰到疑难病例，首先想到的就是“让贾立群大夫给看一下”。

别的医生扫一眼漏过去的病灶，往往逃不过贾大夫的火眼金睛。一个刚出生23天的婴儿，很多医生诊断是肠道息肉，贾大夫确诊这是一例罕见的母婴绒癌转移病例，出生时就由母体带来。最后，母子两人都得到了及时的治疗。

患儿家长认准了他，早上8点，B超科一开门，来自全国各地的家长和患儿熙熙攘攘堵在贾大夫独立诊室门外，嚷着“就是约的贾主任”、“贾立群B超”。人特别多的时候，走廊里还会散落着几只挤掉的鞋子。

连他上厕所的时候，都会有家长堵在卫生间门口，请求给孩子“加个号”，贾立群总是说不出拒绝的话，最后往往加班加点给患儿做B超。

二十多年的工作日里，他把午休的一个半小时挤出来，多检查8到9个患儿，他说，自己去吃饭，让孩子们等，“不合适”，而且很多外地患者坐火车坐飞机来，多等他一天，就多花一天住旅馆的钱。

从门诊楼到他的家，走路不超过五分钟，中间只隔了几棵树。他和老伴几十年挤住在不到50平方米的职工宿舍里。他不肯换房，怕“住得远了，出急诊赶不回来”。

他说，只要在北京，“24小时随叫随到”。他曾剃了半边头发赶去医院；他两次陪妻子看电影，都中途被电话叫走；最多的一次，他一晚上被急诊叫起来19次，妻子形容他，“一宿净在床上仰卧起坐了”。

可他一脱下白大褂，常常连自己都照顾不好。

高血压的他，常忘了吃药；近几年，他血糖有点儿偏高，却总说没事儿。一次，他阑尾炎发作，却坚持下午看完40多个病人，才坐着急救车去了别的医院做手术。妻子说他，简直“不像个医生”。

“不像个医生”的贾立群，一旦坐到B超机前，就成了大家口中“几乎能打满分的好医生”。他用右手拇指和食指紧紧钳着B超探头，轻轻放在患儿肚子上，左手搭在B超机的按钮上，直勾勾地盯着屏幕上不断变化的黑白梯形图，将近一分钟没有眨眼。

贾大夫在手术室里待得时间最长的一次，是给外科大夫当“眼睛”，为一个8岁的甘肃女孩做切囊手术。

那个孩子断断续续肚疼了6年，四处求诊，两次开刀，始终无法找到病因。最后，贾立群牌B超机发现，患儿十二指肠上有个黄豆大小的囊肿。

手术中，孩子的腹腔打开了，囊肿却找不到。手术大夫紧急呼叫贾立群。贾大夫火速赶到后，发现小囊肿竟然躲在胰头后面，被胰头包着。

胰腺是个脆弱的器官，一旦划破，就会腐蚀组织甚至危及性命，手术大夫觉得“难度太大”。这场手术，贾立群用探头，引导外科医生，一点儿一点儿地把手术刀划向深层组织，两小时后，刀尖终于碰到了囊壁。

手术成功了，家长对做手术的大夫千恩万谢，那位外科大夫说：“你们要谢就谢贾立群吧。”

“B超大夫很、很少被感谢。”贾立群说着。他说话时，会有一点小结巴，有时，要连着说两三个“我”，才能把话接着说下去。

很多人都形容他“不爱说话”，医院开会时，他总是坐在下面听着，不乐意发言。科里的大夫们出去聚餐，他就闷声坐在那儿，一个人喝酒。

可一面对患儿和家长，贾大夫的话就多起来了，口才也好了不少，一长串儿的专业医学名词，他一口气说出来，一个磕巴都不打。

不过，真到了着急的时候，贾立群就没法子慢慢组织语言，给家长解释情况了。他曾碰见一个肠系膜血管破裂一公分、严重血性腹水的孩子。刚躺倒B超上，孩子就昏迷了，必须马上抢救。

贾立群一着急，一把抱起孩子往急诊室冲，几个家长追在他身后，要往回抢孩子，就这样一路追到了急诊室。

等把孩子安排做上了手术，贾立群这才缓过劲儿来，气喘吁吁地仔细给家长解释，孩子的父母一听，连连给贾大夫道谢。

同事问他，为什么不直接给家长“出个报告得了”，贾立群则认为，那种争分夺秒的情况，“家长不懂，可医生懂”。 

偶尔他也会遇到起初扬言要 “弄死他”的不讲理的家长，但几次B超做下来，家长没过几天就来道歉了。

家长们感激他，想往他口袋里塞红包，反复推拉中，把他的口袋都撕了下来。他索性把白大褂上的口袋都缝死了，因此被患儿家长们称作“缝兜大夫”。

他总能很快的取得孩子们的信任。遇见害怕B超机的小孩时，他最爱用“山洞”和“小白兔”的故事来哄。他把B超屏幕转向孩子，让孩子看画面，“这是个山洞，一会儿会跳出来一只小白兔，不信你看？”说着就趁机把探头放到患儿身上，屏幕上周围一圈黑色，中间是灰色和白色。

小孩一下就不哭了，好奇地看着屏幕，忘了害怕的事儿。贾立群再故意把探头放到B超反应出来是白色的位置上，画面上猛地冒出个小白点，还真有点儿像小白兔。

孩子确诊了，家长拿着自己亲手做的土特产来表示感谢，贾立群推不掉，转身下楼，给孩子买了个大蛋糕。

贾立群牌B超机上贴着愤怒的小鸟、哈喽kitty之类的卡通画。他把自己儿子小时候玩的塑料小汽车、拨浪鼓都拿来，安抚哭闹的小孩。玩具的“消耗率”很高，经常是孩子不哭了，做完B超走的时候，手里的玩具也不肯撒手了。

有的孩子哭得特别厉害，贾立群会吓唬着说：“隔壁有大灰狼，听见哭声就过来啦。”说着偷偷用手挠旁边柜子上的铁门，发出“沙沙”的声音。“大灰狼挠墙呢。”一听这话，小孩也会停下哭泣。

有时候，他怕涂在探头上的耦合剂太凉，会把装耦合剂的瓶子放在自己手心里捂热。还有的孩子，一看见白大褂就哭，他就把白大褂脱了，穿着便服给孩子做检查。

“哄不好，怕漏病。”贾大夫说，他的理想是不让一个孩子误诊、漏诊。

一些孩子特别黏他，一个外科急诊的4岁的小女孩，因为腹部被课桌砸到，导致脾脏受损，需要用超声定位做腹部穿刺吸出积液。躺在B超台上时，孩子哭得声嘶力竭，而穿刺时最怕的就是孩子哭闹不止，造成脏器位移受伤。

贾立群低声哄着她，“你攥着我的手”、“把脏水抽出来，明天就能出院了”。小女孩的小手一直紧紧攥着贾大夫的拇指，嘴里喊着“不让爷爷走”，贾立群答应着，“我不走”。 外科大夫从小女孩腹中抽出了将近400毫升的积水。最后，孩子还坚持，让“贾爷爷”把自己抱回病房。

但他也经常遇到无法治愈的患儿，当他碰见患儿家长从太平间出来，当晚回了家，就会“难受得吃不下饭”。看到比平时更不爱说话，总“盯着天花板发呆”的老贾，妻子就知道，他心里又要“好多天过不去”了。

他说，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一个经常来复查的孩子没了，当天晚上，他做梦都梦见那个孩子还活着、如常来B超室做检查。至今，孩子家长的手机号还存在他手机里。

事实上，他的手机里存着许多“看过”的患儿家长的电话，这些号码都是用孩子的名字保存的。一看到孩子的名字，他立刻就能想起来，是“哪一个，什么病”。

圈里人都知道，超声科大夫很没有“成就感”，他们不像给患者治病的外科和内科的大夫，他们做的只是确诊。超声科也是医学生最不愿意去的部门，儿童医院的B超科连续多年人手不够用，却一直招不到新人。为此，本该今年年底退休的贾大夫，很可能会被医院返聘，继续坐在B超机前工作。

贾立群回想起自己毕业后刚分配到放射科时，也曾觉得，这个科室做的只是个“辅助性”的差事，但带他的老师告诉他，放射科大夫全凭一双眼，就看能不能练出来。他练了36年，让B超科也出了医院的明星大夫。现在，他只想“踏踏实实当个好B超大夫”。

很多次，不明所以的家长，指着B超机问贾大夫：“您用的是贾立群牌B超机吗？”他哭笑不得：“这台机器，加上我，就是贾立群牌B超。”